去年下半年以來，一個頗顯神秘的輿論氛圍是，媒體不時要議論、揣測一番美聯儲會不會在“聲明”中去掉“有耐心”這個詞匯。一個貨幣政策機構，其一個單詞的使用被如此炒作，提升到圣旨的程度，實在令人唏噓不已。筆者認為，中國作為一個主權國家，應該冷靜看待這種“輿論秀”，減少盲從。

　　不可否認，美國作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美元作為世界貨幣，其貨幣政策的調整自然會對其他國家產生重大影響，但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中國，國內經濟有極強的韌性、有極強的內部調節能力，整天盯著美聯儲主席耶倫的只言片語，以為我國貨幣政策真的要時刻“唯美國馬首是瞻”，就是過度之舉了。

　　我們可以追溯一下近年來中美貨幣政策背道而馳的兩個案例。

　　一是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之前的中美貨幣政策選擇。

　　2007年9月份，美聯儲大幅度降息，之前中國剛剛加息，中美利率的反向變化讓很多人擔心：會不會有太多的熱錢進入中國套利，給通脹壓力較大的宏觀調控制造新的困難，甚至改變當時中國實行的以緊縮為主的貨幣政策。

　　在當年9月份召開的“亞洲金融論壇”上，央行行長周小川對各界的這一擔心進行了釋疑。他強調，中國的貨幣政策會對外部因素保持關注，但主要關注本土的投資、消費和經濟波動。

　　之后，央行在有力監管出入境資本流動的條件下，積極增加人民幣匯率的彈性，這種政策搭配保障了央行貨幣政策的相對獨立性。

　　二是2010年，美國新一輪量化寬松政策呼之欲出，美元超額投放以及美元大幅貶值引發的主要貨幣匯率的過度波動與無序調整，不僅擾亂了全球貨幣秩序，也使各國貨幣政策博弈更趨復雜。在這樣的外部貨幣環境下，央行在10月19日突然宣布自次日起加息（在不到一年的時間里5次加息），改變了之前為應對國際金融危機而采取的降息通道。

　　此舉被各界認為是央行在捍衛貨幣政策立場，保衛中國經濟與財富不受他國貨幣政策調整而受沖擊，更不會被發達國家綁定為其貨幣政策失當埋單。同時，中國貨幣政策“以我為主”的立場得到強化，同時也宣告對于“貨幣戰爭”，中國已經做好了打持久戰的心理準備和戰略準備。

　　以上兩個案例，說明中國的貨幣政策“以我為主”是長期策略，但這并不是說對外部經濟金融環境的變化無動于衷。在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例會公報中，幾乎都會有“密切關注國際國內經濟金融最新動向和國際資本流動的變化”的措辭出現。

　　現在回到我們該如何應對美國加不加息的這個問題上來。

　　中國貨幣政策強調“以我為主”，并不是不關注外部貨幣變化，而是兼顧內外，統籌決策，統籌施策。對于美國何時加息、力度多大，我們都應該做好及時應對的預案，但切不可將其作為核心任務來應對。因為，中國經濟與國際經濟的關系是，既要受到外部影響，也對外部發揮影響，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不是單向地依賴外部。那么，對美國貨幣政策變動可能帶來的影響，完全可以吸收和化解�，F在并不存在美國打噴嚏，中國就必然感冒的邏輯。

　　需要強調的是，我們要謹防過度追隨美國貨幣政策，采取失當措施，對國內經濟帶來負面影響。比如，2013年6月，美國貨幣政策緊縮預期的升溫曾導致我國資本明顯外流，成為國內“錢荒”的一個導火索。事后來看，當時央行采取的應對措施是滯后的。

　　因此，如果一旦美國確定加息，就需要央行及時通過公開市場操作、降準等工具向金融市場補充流動性，對沖其影響。同時，政策決策者與市場保持良好的溝通，適時引導和穩定市場預期，也非常重要。

　　最后，作為世界第二經濟體，中國應該擁有、事實上也開始擁有在世界金融領域的基本話語權，比如參與國際貨幣基金改革，設立亞投行，設立絲路基金等。一是要與不斷上升的經濟地位相匹配，二是要維護本國基本的發展權益，中國的貨幣政策應該與“影響力釋放者”的國家角色相適應，而不是相反。分析人士也應該摒棄把美國貨幣政策當“圣旨”，把耶倫只言片語當“燈塔”的思維慣性，不要隨西方媒體的輿論秀而起舞。而應當把更多的將注意力放在中國正在進行的金融改革上以及為支持中國經濟轉型升級而做出的貨幣政策工具選擇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