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湖南的農家子弟到晚清“中興名臣”，從背不出書的笨小孩到一代大儒，從一介書生到湘軍統帥，曾國藩的人生是一個充滿傳奇色彩的勵志故事——據近日《北京日報》報道，曾國藩在當今圖書市場堪稱“傳奇”，和他有關的出版物有幾千種之多。

　　曾國藩圖書的市場表現力，讓人意外，在電商平臺，在售圖書少則近千種，多則數千種，而全國1000多家實體書店至少有近1200種“曾國藩”在售。問題的關鍵是這些“曾國藩”多被披上了“成功學”外衣，這是真實的“曾國藩”嗎？

　　客觀地說，這種對曾國藩的過度消費是一種不正常現象，因為不少作者都是“投市場所好，投機取巧，研究的是市場上的曾國藩，而不是歷史上的曾國藩。”更何況，這些“曾國藩”面目雷同的多，東抄西抄的多，對曾國藩的研究并沒有突破。換句話說，更像是在榨取曾國藩的“剩余價值”。

　　當下，圖書出版市場跟風現象盛行，利益對市場的主導大大超過讀者需求對市場的影響，千種“曾國藩”不是真正的曾國藩，也不是讀者需要的曾國藩，而是出版者投機打造的、用來賺取金錢的商品。

　　時下，低層次重復和一味地盤算已經成為圖書出版的最大陷阱之一，千種“曾國藩”就是最新例證。出版學中常常強調：圖書兼具文化產品和物質產品的雙重特性，它不是普通的商品，而是一種兼具文化價值和物質價值的特殊商品。圖書出版是一種文化產業，生產的是文化、文明和精神產品，代表著一定的品位與思想，從某種意義上說，圖書出版是一種文化象征。

　　只為經濟效益而忽視文化屬性的書，不是成功的圖書；只是簡單的重復和跟風，不能給讀者提供新的精神和思想的書，也不是好的圖書。在這點上，千種“曾國藩”就是一種迷失。日本出版界早就提出：“出版物要追求人類最崇高的理想，謀求最大范圍的文化交流……出版物要努力保持出版物的品位，不從事迎合低級趣味、妨礙文化水準提高的出版活動。” 這啟示我們，要注重出版業的精神屬性。

　　老出版家劉皋先生認為，對出版而言，文化是目的，經濟是手段，兩者不是第一、第二的關系，更不是并列的關系。就筆者的看法，作為文化產品的圖書，不能等同于批量復制生產的商品。如果我們的出版物僅僅停留在投機和功利層面，只為暫時的金錢，而沒有一點創新，那么無疑是對出版資源的浪費和對讀者的傷害，對出版市場秩序來說也是一種破壞。

　　千種“曾國藩”是虛假的繁榮，不僅折射出出版者的投機和功利，也反映了出版者責任和文化定力的缺失和尷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