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要點：

　　 ■ 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深刻指出，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是我國經濟發展階段性特征的必然反映，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新常態反映在農業領域，表現為農村經濟發展的速度變化、結構優化和動力轉化，歸根結底是要加快轉變農業發展方式。

　　 ■ 面向經濟發展新常態，正確應對當前農業所面臨的內外壓力和挑戰，必須堅定不移加快轉變農業發展方式，從主要追求產量增長和拼資源、拼消耗的粗放經營，盡快轉到數量質量效益并重、注重提高競爭力、注重農業技術創新、注重可持續的集約發展上來，走產出高效、產品安全、資源節約、環境友好的現代農業發展道路。

　　 ■ 在社會轉型階段要切實保障農民生計和社會穩定，就要堅持農民的地由農民種和因地制宜發展多種形式適度規模經營的基本取向。還要看到，家庭經營在相當時期內仍然是我國農業生產的基本力量，而通過周到便利的社會化服務，把農戶經營引入現代農業的發展軌道，則是創新農業經營體系所必須破解的重大課題。

　　 ■ 在我們這樣一個農業人口眾多的國家，農業政策決不是單純的產業政策，它關系到數億農民的生存和發展，關系到農村能否不拖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后腿，關系到現代化進程中整個社會能否保持穩定。

　　 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深刻指出，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是我國經濟發展階段性特征的必然反映，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新常態反映在農業領域，表現為農村經濟發展的速度變化、結構優化和動力轉化，歸根結底是要加快轉變農業發展方式。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農村的社會生產力得到了極大的解放和發展，農業發展取得的成就舉世矚目。糧食產量從1978年的6095億斤增加到2014年的12142億斤，增長了99.2%，年均增長1.93%，是同期我國人口增長速度的2倍。農民的人均純收入，從1978年的134元增加到了2014年的9892元，扣除價格因素后，年均增速為7.6%，比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年均增速快0.2個百分點。然而，在新常態下，我國農業發展也面臨著嚴峻的挑戰。

　　 一方面，農業生產成本持續上升，導致主要農產品國際競爭力下降。近年來，隨著工業化、城鎮化的快速推進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農業的生產成本也在持續攀升。化肥等投入品的價格不斷上漲，土地租金、勞動工資的價格不斷上漲，農民用于購買各種生產性服務的價格也在不斷上漲。農業生產成本的持續上升推動了農產品價格的持續上漲。從實行最低收購價格的小麥和稻谷看，2007年小麥、早秈稻、中晚秈稻和粳稻的最低收購價格分別為每市斤0.69—0.72元、0.70元、0.72元和0.75元，而2014年則分別為每市斤1.18元、1.35元、1.38元和1.55元，7年內的提價幅度分別為64%—71%、92.9%、91.7%和106.7%。這是一個兩難選擇：不隨農業生產成本上升相應提高農產品收購價格，農民補償不了成本就難以維持生產；而持續提高國內農產品收購價格，達到某一臨界點后，國內農產品價格就會高于國際市場價格，這將使我國農產品失去國際競爭力。

　　 近年來，由于世界經濟政治尤其是能源供求格局的變化，導致國際市場大宗農產品價格持續下行，制約我國農產品價格的“天花板”在不斷下壓。而我國正處于工業化、城鎮化快速推進階段，對農產品的需求快速增長，導致國內農業生產成本這個“地板”持續上升。不斷下壓的“天花板”和持續抬升的“地板”，正在壓縮我國農業的發展空間。實際上，近年來我國快速增長的進口農產品中，有些確實是為了彌補國內的供求缺口，有些則是由于國內產品價格高，被同類國際產品擠出了市場，于是才出現了國內產量、國際進口和國內庫存“三增加”的局面。我國人多地少，城鎮化水平不高且進程不完整，農業生產總體上尚未走出經營分散、規模細小的發展階段，農業的基礎競爭力先天不足。因此，提高國內農產品的競爭力，是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我國農業必須認真應對的一大戰略性挑戰。

　　 另一方面，長期靠拼資源、拼投入的粗放增長方式，導致農業資源過度開發，生態環境不堪重負。民以食為天，對于我們這樣一個有著十幾億人口的國家而言，為保證日益增長的人口能吃飽飯，追求農產品產量的增長無可厚非。但問題在于：長期無節制地毀林、毀草開荒，圍湖、填河造地，使生態系統受到嚴重破壞；不斷增加化肥、農藥、農膜的使用以及亂燒亂扔農業廢棄物，使農業農村環境受到嚴重污染。目前，全國農業每年使用農用塑料薄膜約250萬噸，而回收不足150萬噸，這意味著每年有約100萬噸廢棄的農膜碎片殘留在土壤中。在每年使用的180多萬噸農藥中，真正能夠作用于農作物的不足1/3，更多的是造成了對水、土壤和空氣的污染。長此以往，農業的資源環境必然難以承受，有些地方已經陷入了惡性循環：減少化肥投入，單位面積農產品產量就下降；而增加投入，則造成更嚴重的土壤板結和退化。對我國的農業而言，資源和環境這兩盞“紅燈”已經頻頻亮起，再不接受這嚴厲的警告，農業可持續發展的目標就難以實現。

　　 實踐表明，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也是保障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壓艙石”。面向經濟發展新常態，正確應對當前農業所面臨的內外壓力和挑戰，必須堅定不移加快轉變農業發展方式，從主要追求產量增長和拼資源、拼消耗的粗放經營，盡快轉到數量質量效益并重、注重提高競爭力、注重農業技術創新、注重可持續的集約發展上來，走產出高效、產品安全、資源節約、環境友好的現代農業發展道路。

　　 要大力推行綠色農業、循環農業、生態農業。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農業發展不僅要杜絕生態環境欠新賬，而且要逐步還舊賬。首先，可持續發展的農業必須是能夠保護生態環境的農業。要采取更為嚴格的措施對山水林田湖加以保護，嚴禁違反規劃對自然資源隨意開發，對生態脆弱地區更要嚴禁開發。對由于過度開發而造成的地下水漏斗區、土壤重金屬污染區，必須下決心采取根治性措施，使其逐步得到恢復。其次，可持續發展的農業必須是資源節約、環境友好型的農業。要按農業標準化實行清潔生產，制定科學而嚴格的用水、用肥、用藥標準，深入開展測土配方施肥，大力推廣使用低毒低殘留農藥，既節約資源、降低成本，又保障農產品質量安全和提高經濟效益。再次，可持續發展的農業必須是物質、能量可循環利用的農業。我國農業生生不息，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長期以來農民堅持將投入農業的物質、能量加以循環利用。但進入現代以來，出現了片面以石油農業替代有機農業的傾向，急功近利地只注重礦物肥料的利用，忽視了有機物質對農田的返還，致使土壤板結、地力下降。因此，要加快建立農業廢棄物資源化利用和使用有機肥的激勵機制，使秸稈和畜禽排泄物變廢為寶，成為生物質能源和生物有機肥的重要來源，從而使寶貴的農田能永續利用，產出的農產品有質量安全保障。

　　 要按照市場需求和健全產業鏈的方向調整農業結構。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農業結構往哪個方向調，市場需求是導航燈，資源稟賦是定位器。要根據市場供求變化和區域比較優勢，向市場緊缺產品調，向優質特色產品調，向種養加銷全產業鏈調，拓展農業多功能和增值增效空間。要以合理利用國際國內兩種農業資源、兩個農產品市場的視野，科學審視國內農業資源的潛力，合理安排國內農產品生產的優先序，確保關系國家安全的戰略性農產品的自給水平。在此基礎上，要盡快建立需求導向的農業結構調整機制，使市場緊缺農產品的“短板”盡快得到提升，使各地農業資源的不同優勢得到充分發揮。當前，尤其要注重健全農業全產業鏈和拓展農業多種功能，促進農村一、二、三產業的融合發展。拓展農業多種功能，就是要擺脫把農業單純看作第一產業的觀點，去發掘農業所能體現的適應自然和氣候變化以及動植物生命活動生生不息的過程，去展現農村社會的人文自然景觀、歷史文化傳承與變遷等復合功能，而這些正是農業農村的魅力和現代城鎮居民的向往之處。鄉村旅游業即是合理開發利用農業多種功能的集大成者。據有關部門統計，2014年，我國農村已有“農家樂”約200萬處，各類特色鄉鎮、村莊約10萬處，全年接待游客12億人次，年旅游收入3200億元，帶動了3300萬農民就業和增收。可見，創新了觀念和思路，農業結構調整就有著廣闊的空間。

　　 要以土地制度改革為動力加快農業經營體系創新。改革是推動我國農業發展的不竭動力。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對新時期的農村改革作出了全面部署，2015年的中央1號文件，又從推進土地制度改革試點到改革集體經濟產權制度，從完善農業支持保護體系到改革農產品價格形成機制等諸多方面，對農村改革作出了具體安排。在深化農村改革的諸多任務中，如何加快創新農業經營體系，解決好誰來種地和發展適度規模經營的問題，無疑是一個廣受社會關注的重大問題。對這一問題的解答，當然離不開我國的具體國情和發展階段。我國目前還有6億農村常住人口，短時期內要使他們中的大多數人轉移到城鎮居住顯然并不現實。農業人口的減少，只能是一個伴隨著城鎮化水平逐步提高的自然進程，農村在相當時期內還難以徹底改變人多地少的格局，這就是我國農業現代化的現實起點。因此，在社會轉型階段要切實保障農民生計和社會穩定，就要堅持農民的地由農民種和因地制宜發展多種形式適度規模經營的基本取向。還要看到，家庭經營在相當時期內仍然是我國農業生產的基本力量，而通過周到便利的社會化服務，把農戶經營引入現代農業的發展軌道，則是創新農業經營體系所必須破解的重大課題。

　　 近年來，國家通過確權、登記、頒證工作，穩定了農戶對集體土地的承包經營權，同時，在明確農村土地的集體所有權和穩定農戶的土地承包權基礎上，進一步放活了農地的經營權，促進了農村土地經營權的依法、自愿、有償流轉，多種形式的耕地適度規模經營在各地得到了因地制宜的發展。有的地方以農戶承包土地的經營權入股，發展土地股份合作社，明顯提高了土地產出率、農產品品質和農民收入。有的地方發展規模適度的家庭農場和種養業專業大戶，提高了勞動生產率和農民的務農收入。有的地方圍繞鮮活和特色農產品發展農民專業合作社，解決了一家一戶難以解決的引入優良品種、掌握先進技術以及實現品牌營銷等問題。有的地方引入社會資本發展適合企業化經營的種養業，實現了某些農產品在生產技術和經營管理水平上的飛躍。而更普遍的，則是發展多元化的農業社會化服務組織，為農戶經營提供代耕、代種、代收，以及對病蟲害統防、統治和糧食收獲后的烘干、儲藏等全程或“菜單式”服務，基本形成了“耕、種、收等主要作業環節靠社會化服務，日常田間看護和管理靠承包農戶家庭成員”的經營形式。這種農戶加社會化服務的農業經營形式，看似一家一戶的耕地經營規模變化不大，但它卻明顯擴大了農業生產各主要作業環節的服務規模，為農戶小規模經營條件下實現現代農業技術和裝備的大規模應用開了先河，表現出了相當強的適應性和生命力，實現了堅持、完善農業基本經營制度和推進農業現代化的有機結合，也是符合我國社會轉型階段農業經營體系創新要求的一種有效形式。

　　 當然，轉變農業發展方式、調整農業經濟結構、創新農業經營體系，都不能放松糧食生產，否則就會因失去根基而付出沉重代價。在使市場對農業資源配置起決定性作用的同時，還必須發揮好政府的作用，進一步加大國家對農業的支持和保護力度。應當看到，在我們這樣一個農業人口眾多的國家，農業政策決不是單純的產業政策，它關系到數億農民的生存與發展，關系到農村能否不拖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后腿，關系到現代化進程中整個社會能否保持穩定。因此，在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的大背景下，仍須堅持把解決好“三農”問題放在全黨工作重中之重的位置，才能補上我國現代化的“短板”，為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提供有力支撐。

　　 （作者：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

　　 責任編輯：王兆斌 吳曉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