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等待應對氣候變化的全球治理邁出“勇敢引導世界走向深刻而根本變化”的一步，渴望看到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各盡其責的一頁

　　《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第二十次締約方會議暨《京都議定書》第十次締約方會議即將在利馬結束，人們希望這個“通往巴黎的最后一站”，能按照公約相關原則，推動明年的巴黎會議就2020年后國際應對氣候變化的進一步行動達成協議。

　　應對氣候變化是當今國際社會爭議最多的敏感話題之一。盡管早已達成《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明確了公平原則、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和各自能力原則，但近年來的氣候談判卻難有實質進展。問題的關鍵是，能否落實此前關于2020年前加強行動所達成的共識——發達國家大幅度提高2020年前的減排力度，兌現在資金、技術轉讓、能力建設方面向發展中國家提供支持的承諾。

　　應當指出，氣候變化要以歷史的眼光來看待。工業革命200多年來，西方國家因高碳生產方式排放了大量溫室氣體，其中二氧化碳排放占全球排放總量的80％。可以說，如今的氣候變化和生態危機是發達國家發展的滯后負效應。從現實看，發達國家排放的總體比重仍處在高位，人均排放量遠大于發展中國家水平，發達國家消費的產品很多是在發展中國家生產的。無論算“歷史賬”“人均賬”還是“公平賬”，發達國家應當承擔減排的主要道義責任。

　　相對而言，發展中國家進入工業化只有短短幾十年，享受環境福利少、對氣候變化影響小，其排放主要還是生存排放和國際轉移排放，環境治理的資金和技術能力都很有限。畢竟，環境治理不能以延續貧困落后為代價。

　　講明歷史道理不代表推卸現實責任，以中國為代表的發展中國家早已認真履行承諾，在應對氣候變化問題上做出了有目共睹的貢獻。

　　《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秘書處執行秘書菲格雷斯曾評價說：“中國的實際行動比作出的承諾還要多。”中國是最早制定、實施《應對氣候變化國家方案》的發展中國家，是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增長速度最快的國家。今年，中國發布實施了《國家應對氣候變化規劃（2014－2020年）》，11月又宣布了2020年后氣候變化行動目標，計劃2030年左右達到二氧化碳排放峰值并爭取提前，到203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費比重提高到20％左右。中國還積極推進應對氣候變化的南南合作。2011年以來，中國政府累計安排2.7億元人民幣用于開展應對氣候變化南南合作，通過贈送節能低碳產品、能力建設培訓等方式，為發展中國家提供力所能及的幫助和支持。

　　氣候變化關乎全人類福祉和未來，前進還是后退，各方無可回避要做出抉擇。“機會之窗正在迅速關閉，我們必須現在就采取行動。”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之言充滿緊迫感。人們等待應對氣候變化的全球治理邁出“勇敢引導世界走向深刻而根本變化”的一步，渴望看到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各盡其責的一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