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視播出杞縣高考替考事件后，6月23日，河南省招辦工作人員表示，目前替考事件仍處于調查階段。據相關人員透露，替考的“槍手”多為急需用錢的農村大學生，且學習成績優異。“這些品嘗過高考艱辛的農家子弟，本應珍惜來之不易的機會，卻在金錢面前拿自己的誠信去冒險。”（6月25日《法治周末》）

　　河南替考事件舉國震驚，背后的亂象更是令號稱“史上最嚴”的監考斯文掃地：權錢魅影，規則尋租，在真相撥云見月之前，確實還有諸多細節值得追問與反思。有媒體以“農村學生替領導孩子高考”為題，凸顯了事件中人物身份的差異，以這種身份落差，激發情緒的無限聯想，為民粹主義的非理性表演，提供了鮮活的素材。

　　這是很危險的一件事。而其實在替考事件東窗事發之處，網意就呈現出對“農村學生”作為槍手的洶涌悲憫——“作弊的不是一般人”、“槍手都是急需用錢的學生”。這話也許是概率上的基本事實，但問題是，法律最基本的精神就是“罪罰相當”，不管你是什么人，犯了什么法，就受到什么樣的責罰——不因為你是有錢人就板子加一碼，也不會因為你是窮人鞭子就輕柔一分。這才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這才能彰顯法律的穩定性。眼下如火如荼的司法改革，也正是秉持這樣的底線理性。譬如6月26日《人民日報》在評唐慧案時，就發出了這樣的聲音：個體對公平正義的認識不能代替法律，個體極端意見訴求的表達也不能左右司法。從這個意義上說，“農村學生替領導孩子高考”，本質不還是替考行為嗎？

　　當然，我國目前并沒有法律層面的、專門規范考試的立法。刑法和保密法只是規定了單一的對泄密行為追究刑事責任問題，槍手的替考行為可能還難以被追究刑事責任。一般而言，違規考生也只能按照教育部《國家教育考試違規處理辦法》（教育部三十三號令）處理，對于參與替考的高校生開除學籍，被替考者將會受到1至3年內禁止參加國家教育考試的懲罰。這樣的罰則，從感情來說，對“農村考生”可能有點重，但從法理與規則來說，或者相較于國考的嚴肅性與重要性，恐怕只會太過輕柔。

　　俗話說，法不外乎情。但它有個前提，就是法與情當有明晰的邊界。涉事“農村學生”的命運讓人關注，或者說，對于品學兼優的“槍手”，社會力量也無妨為其打開一扇扇救濟的大門，但就法律或者規則來說，任何身份意義上的“網開一面”，都是對替考事件的二次傷害，是對公平與正義的再次褻瀆。

　　人生就是充滿選擇，選擇就要面對機會成本。一個成年人，來自農村或者城市，是學生或者工人，固然有階層之別，但在法律層面，它只有一個共同的身份——公民。缺錢的農村孩子還有很多，這不能構成可以違法違規的豁免條件。公眾可以同情他們的境遇，但不能要求法律的戒尺抬高一寸。還是那句話，一個法治社會、一個公民社會，早該學會拋棄身份標簽就事論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