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我國逐步進入老齡化社會，養老和社會保障問題成為老百姓最關心的話題。那么，我們的養老保險基金究竟有沒有缺口？缺口有多大？社會保險費率高不高？如何確定社會保險費率水平？養老金安不安全？能否實現保值增值？

　　在中國社會保障30人論壇2014年會上，北京大學教授鄭偉、中國勞動保障科學研究院院長劉燕斌、西南財經大學教授林義分別就解決養老金缺口、如何降低養老金繳費和養老金保值增值等熱點問題闡述了自己的觀點。

　　鄭偉：應盡早實施“政策組合”改革解決基金缺口

　　養老保險基金究竟有沒有缺口？針對社會公眾對基金缺口的擔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曾回應稱，2012年，中國城鎮基本養老保險基金累計結存達2.39萬億元；總體上說，養老保險基金收入大于支出，當期不存在基金缺口問題。

　　“但是，基于國際通行的社會養老保險精算方法，以及中國的人口、經濟和制度等三套參數數據，我們測算發現，我國的養老保險基金雖然短期沒有缺口，但長期缺口十分嚴重。”北京大學教授鄭偉說。

　　從時點看，2020年之前，養老保險基金當年收入大于當年支出，且基金結余穩步增加；2020年之后，當年收入仍然大于當年支出，但基金結余增速逐步放緩；2037年之后，當年收入將小于當年支出，且收支赤字逐步增大；2048年，養老保險基金將面臨枯竭風險。

　　從時期看，在未來25年、50年、75年和90年的期間，養老保險基金的“綜合收支差”(指“每年收支差現值”占“工資總額現值”的比例)分別為4 .5%、-4 .0%、-10.4%和-12.6%。這意味著如果僅考慮未來25年，養老保險基金沒有缺口，而且還有4.5%的結余；但是，隨著時間推移，基金缺口問題將日益嚴重。比如，考慮未來90年的期間，基金有-12.6%的缺口———即，除非提高養老保險繳費率12 .6個百分點，或者降低養老金替代率12 .6個百分點，否則養老保險基金在未來90年期間無法實現平衡。可見，形勢非常嚴峻。

　　對于，如何解決未來養老保險基金缺口，鄭偉提出了政策建議：

　　一是內部挖潛，包括通過嚴格執行相關政策，使繳費比例、繳費基數占社平工資比例、遵繳率等制度參數回歸正常水平。

　　二是外部籌資，包括增加財政投入、開征高消費稅、國有資產變現、發行社會保障彩票、劃轉全國社保基金等。高消費稅主要針對購買別墅、高檔汽車和游艇等高消費行為。國有資產變現，可通過回購、配售等方式轉持國有股，亦可建立國有資本經營預算，將部分收益用于養老保障。

　　三是調整人口政策，適當放寬計劃生育政策，提高總和生育率。總和生育率2.1是生育更替水平，目前，中國的總和生育率約為1.6，處于較低水平。十八屆三中全會之后，已執行三十余年的計劃生育政策適當放寬，可以部分緩解未來的人口老齡化壓力。

　　四是逐步調整退休年齡。首先，嚴格執行現有退休年齡政策，減少非正常提前退休；其次，逐步適當延遲退休年齡。具體而言，可采取“小步漸進”方案，自2015年起，在目前實際平均退休年齡(男56歲、女50歲)基礎上，每4年提高1歲，直至2055年男女退休年 齡 均 達 到60歲 。 “ 小 步 漸 進 ” 方案，對即將退休人員和勞動力市場沖擊較小，可以接受。

　　鄭偉認為，應盡早實施“政策組合”改革，可有效解決基金缺口問題。“如果無法‘內部挖潛’，那么必須同時放寬計劃生育政策和嚴格(延遲)退休年齡，才能在一定程度上彌補養老保險基金缺口(使未來90年基金缺口由-12.6%降為-5.9%)；同時，每年所需外部籌資占財政收入比重約為5.5%，壓力較大。”

　　劉燕斌：適時適當降低社會保險費率

　　適當確定社會保險費率水平是建立和完善我國社會保障體系的關鍵問題之一。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明確提出適時適當降低社會保險費率。

　　對我國社會保險費率水平如何，中國勞動保障科學研究院院長劉燕斌認為，我國社會保險費率水平偏高。我國養老、醫療、失業、工傷、生育五項險種繳費的比例，制度規定企業已達29 .8%，其中養老20%、醫療6%、失業2%、工傷1%、生育0.8%，個人已達11%左右，合計超過了工資的40%。

　　在實踐中，許多企業，特別是大量中小企業，以及收入較低的工薪勞動者、靈活就業人員感到參加社會保險的門檻過高，負擔沉重。

　　“費率過高不僅抑制了企業和勞動者參保的積極性，不利于社會保險覆蓋面的擴大；而且也使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和低收入勞動者難以承受，也不利于提高企業和勞動者的競爭力。費率過高還會抑制企業用人，降低勞動力市場的彈性和靈活性，對促進就業產生不利影響。”劉燕斌說。

　　為此，劉燕斌提出了適當確定費率水平的幾點建議。

　　首先，妥善處理社會保險基金的繳費籌集與其他籌集方式的關系。從長期看，企業和勞動者繳納稅費應是社會保險基金來源的主渠道。同時，政府通過財政預算、轉移支付、稅費政策等方式予以必要支持，基金管理機構應遵守國家法規、規范對基金的管理，合理運營，使基金得到保值增值也都是保障社會保障基金收入不可或缺的重要渠道。在現階段，經濟體制轉軌過程中的問題相對突出，因而，在企業和勞動者繳納稅費的同時，政府應加大財政支持力度，并通過國有資產變現、轉移支付等多種財稅政策籌集社會保險基金。

　　第二，調整和規范社會保險繳率政策。一是規范繳費基數。避免各地自行確定或降低繳費基數的做法，制訂統一規范的繳費基數核定辦法。二是將基本醫療、失業、工傷、生育保險基金結余控制在適當水平。目前，應通過降低上述險種的費率，減少這幾個險種的基金結余，進而促進社會保險總費率的降低。三是提高社會保險的統籌層次。運用大數法則，降低職業和基金的風險，從而促使費率降低。

　　第 三 ，增 加 社 會 保 障 財 政 支 出 預算，促使費率降低。政府通過財政預算、轉移支付等方式支持社會保障體制的正常運行，是世界主要市場經濟國家的普遍做法，也是政府維護社會穩定，提供社會保護的基本職能。發達國家社會保障支出往往占到財政支出的40%以上，而我國僅約占11%。借鑒市場經濟國家的經驗，財政以各種方式對社會保障的補助達到社會保障總支出的1/4，真正打造“民生財政”；還應形成社會保障總支出與G D P的適當比例關系。

　　第四，多渠道籌集社會保障資金，減輕繳費壓力，以利于降低費率。一是用其他稅種補充社會保險基金。應通過稅收等手段，對高收入和高消費進行適當的調節，所得資金用于社會保障支出，促進社會保險費率的降低。二是國有資產變現和收益補充社會保險基金。從國有資產或土地批租所得收入以及國有企業盈利收入中劃出一部分資金轉入社會保險基金，以利于費率下降。三是優化社會保險基金的投資結構。隨著我國金融體制的改革和金融管理的規范化，應逐步拓展社會保險基金投資渠道，增加投資收益。

　　第五，改革基金的運營管理模式。根據現收現付的社會統籌基金和儲蓄積累的個人賬戶基金的不同性質，以不同方式分別管理。社會統籌基金可維持由政府事業機構經辦管理：個人賬戶制基金實行市場化經營，以獲取最大限度的增值。企業年金走市場化、社會化、法制化運營管理的路子。

　　林義：組建高級別投資公司確保社保基金保值增值

　　隨著我國社會保險制度的完善，社會保險基金規模日益擴大，但社會保險基金投資管理辦法則幾十年保持不變，社會保險基金保值增值壓力巨大。

　　林義指出，我國社保基金投資長期面臨兩難的困境，一方面，放松投資限制，準入基金投資資本市場、股票市場的政策選擇將面臨我國資本市場不完善，系統性風險較為顯著，在不確定的資本市場環境下，社會保險基金投資風險難以有效控制。另一方面，現行社會保險基金只允許存銀行和購買一般國債的投資辦法，投資收益長期無法保證，實難跑贏C PI，在通貨膨脹的環境下，基金面臨嚴重的貶值風險。

　　林義表示，社保基金保值增值壓力巨大，亟待需要創新社會保險基金投融資管理體制，需要盡快出臺社保基金投資管理辦法，加快社會保險基金管理的改革步伐。

　　他建議，基于國際成功經驗借鑒和我國國情的制度條件，組建隸屬于國務院的社會保險基金投資公司或專業化的投資機構，專門負責社會保險基金營運和投資管理，賦予該機構全權負責社會保險基金營運。根據國家社會保險基金投資政策，負責組織確定社會保險基金的投資領域、投資方式和投資方向，具體實施社會保險基金的保值增值，實現社會保險基金的安全、高效營運。

　　“該機構具有較高獨立性和權威性，采取集中投資和委托投資相結合的運作模式，探索不低于基金規模50%進行基礎設施和定向超長期國債投資項目，實現社會保險基金投資與我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四化同步發展的協同效應。”林義說。

　　積極探索公共機構與私營機構合作的PPP投資模式，積極服務于新興能源產業、新興技術產業領域的投資方式的創新。我國社會保險基金的投資方向如果能夠與經濟發展的基礎設施建設，與信息化建設的戰略投資項目高度關聯，與新興產業投資項目高度關聯，無疑能夠實現社保基金投資與實體經濟發展同步增長。

　　普華永道戴瑞禮：過度監管成企業頭號擔憂

　　□記者　張莫　實習生　夏丹荔　北京報道

　　普華永道全球主席戴瑞禮日前接受《經濟參考報》記者專訪時表示，根據普華永道日前所作的調查，與前兩年相比，全球企業的C E O們對于全球經濟前景的信心明顯提升，尤其是盡管中國經濟增速相較過去有所放緩，但是他們更看重中國經濟正在進行中的轉型升級將為未來帶來更多“紅利”。不過，由于將阻礙創新，“過度監管”成為企業最為擔心的頭號問題。

　　投資者對中國市場信心不會減少

　　根據普華永道日前發布的第17期全球CEO年度調查報告結果，認為未來12個月全球經濟將好轉的CEO比例上升到44%，而去年的比例僅為18%。與此同時，只有7%的CEO預測全球經濟將下滑，而2013年這一比例則為28%。與此相對應的是，有39%的CEO對于自己公司未來一年的收入增長“非常有信心”，而去年這一比例是36%。在2009年，該比例僅為21%。

　　C E O們是否對全球經濟的復蘇過于樂觀？對此，戴瑞禮表示C E O們并沒有過度樂觀，他確信C E O們對于經濟發展的預期要比一年前更好“這是一個積極的信號，我相信C E O們肯定也知道我們依舊面臨很多問題，但是一切都在逐步走上正軌。在過去的五年內，各個公司都在求生存，思考如何能夠走出金融危機的陰影，而現在，CEO們都放下心來，與過去相比，他們更著眼于長遠的計劃，考慮什么策略是對公司未來的發展更有利。”戴瑞禮說。

　　更值得注意的是，從調查結果來看，盡管經濟增速有所放緩，CEO們對中國經濟的前景仍然充滿信心。受訪的中國大陸/香港C EO當中，有96%對2014年的中國經濟增長有信心，其中48%非常有信心。“毫無疑問，現在中國的經濟發展速度確實是有所放緩，但盡管這樣，不論是7%還是7.5%，這樣的增長率水平也都是許多國家想要達到的目標增長率。”戴瑞禮表示“中國現在正進行經濟結構轉型調整，政府更著重科技和創新等方面的發展。我并不認為經濟因此放緩是消極的，這只是改革必然要經歷的一個過程。”

　　他說，“如果你觀察過去一年，會發現所謂的金磚國家已經走向了不同的發展路徑。當前，印度的經濟增長率是5.5%，巴西的經濟增長率不到2%，還有俄羅斯，其也處于緩慢增長的時期。但好的一面是，中國有著非常良好的增長率，我相信這對鼓勵投資者把中國作為首選對象來說非常有利。”

　　“我們認為，中國將繼續成為一個全球投資者青睞的目的地。中國在經濟轉型升級的時候，企業領導力也會發揮重要作用，中國將會繼續吸引更多的投資和人才。”戴瑞禮說。

　　過度監管問題值得關注

　　在對全球經濟以及中國經濟充滿信心的前提下，C E O們也提出了自己的擔憂。調查結果顯示，他們的主要擔憂在今年也發生了變化。政府作為，或政府不作為，成為了C E O最為擔憂的問題。其中，對過度監管的擔憂高達72%。近80%的受訪C EO認為，監管要求給企業帶來成本上漲的問題。同時40%的受訪者認為，監管要求阻礙了企業發展新業務或實現創新的過程。“我們的調查結果顯示，CEO們對于中國的監管問題十分關心。中國應該有更加靈敏的監管制度，提供一個更好的環境來鼓勵公司投資。”戴瑞禮表示。

　　戴瑞禮說，如果政府能夠很清楚地指明未來監管的政策，企業就會放心，就知道自己的競爭以后會獲得優勢“這涉及到每一個行業，不論是在能源領域還是科技領域，其實企業都是在尋求可持續的、清晰的發展道路。當你開始進行一項投資的時候，你看到的是長期的發展而不是短期的發展，所以CEO們看重的是其中的可持續性能否支撐他們進行長遠的國際投資。”他表示。

　　普華永道認為，政府可以通過更多方面的努力從競爭中脫穎而出，如改善投資環境、積極解決網絡安全、完善醫療基礎設施建設、監管以及教育方面的改善等。

　　他特別指出，金融領域的監管問題更加引發C E O們的關注。他指出，金融領域確實需要監管，特別是對曾經發生過金融危機的國家來說更是如此“尤其是監管的一致性，這對所有金融機構都至關重要。就拿影子銀行來舉例，許多風險事件其實是發生在金融機構核心系統外圍的，CEO們會認為這引發了更多的不確定，他們認為一致、統一的監管規則可以有助于金融體系的有序性，這也是人們所期待的。慶幸的是，我們看到中國政府已經意識到這些問題的所在并致力于解決他們。”戴瑞禮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