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原有政策，非城鎮戶籍人員不得參加上海本地的基本醫療保險。這意味著，在醫保方面，相當一部分外來人員無法享受制度性的救濟，一旦患大病重病，只能選擇自救，極有可能“因病致貧”。刪除戶籍限制，對這部分人來說，無疑是一個重大利好消息。

　　此前，上海市推行居住證“積分制”管理制度，將持證人的待遇與積分掛鉤，達到一定的積分，即可享受相應的公共服務。這一改革被外界普遍認為是居住證與戶籍的一種對接。此外，據媒體報道，北京、蘭州、株洲等地也相繼取消了醫保的戶籍限制。各地在公共政策實施上的積極嘗試，不僅讓更多的人享受到更好的公共服務，更重要的是釋放出一種強勁的信號：公共服務均等化不必非得以戶籍制度改革為前提。

　　戶籍制度將人分為三六九等，在醫療、教育、就業等公共領域呈現出極大的差異。因此，一直以來，人們都普遍認為“戶籍改革”才是治本之策，只有打破戶籍壁壘，公共服務均等化才有可能實現。但事實上，這是一個制度悖論。戶籍改革是一項系統工程，而醫療、教育等基本公共服務則是其有機組成部分，倘若這些基本公共服務始終按兵不動，那么戶籍制度改革就永遠不會有實質性的進展。

　　戶籍改革之所以知易行難，多年來呼吁不斷，但一直未有進展，原因無外乎既得利益者的阻撓。公共資源是有限的，享受的人多了，平均下來自然就少了。以異地高考為例，經濟較發達、教育條件較好的大城市本地居民強烈反對，就是怕外來人員擠占了本地的優質教育資源。就此而言，指望自上而下式的全能式改革，從而消除身份歧視，實現公共服務均等化，幾乎就是一種不切實際的奢望，也必然遭遇巨大的改革阻力。

　　十八屆三中全會的關鍵詞就是深化改革，而戶籍制度改革無疑是題中應有之義。不過，盡管前景樂觀，戶籍制度改革的全面啟動乃至成功，仍尚需時日。在這樣的大背景下，不妨轉換思考，不去被動地等待戶籍改革，而是主動地為改革創造有利條件，以醫療、教育等局部改革，去推動戶籍制度的整體改革。

　　各個地方的經濟發展水平不同，社會完善程度也不同，完全可以因地制宜，制訂出符合地方特色的改革措施，在阻力最小、最容易實現的領域先行推出公共服務均等化，從而形成良好的制度示范效應。事實上，局部改革的最大意義還在于，它能夠對頂層改革起到試驗作用。更多的地方消除身份歧視，更多的公共服務打破戶籍限制，改革的顧慮和障礙就會越來越少，決策者很快會意識到，改革的時機已經水到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