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來我國金融發展要結合“技術創新與產業結構周期”、“國家經濟崛起周期”和“貨幣金融替代周期”，全面支持完成產業升級、經濟復興和貨幣金融崛起，努力成為全球經濟發展“第六個長周期”中的核心國家——

　　即將舉行的G20領導人第八次峰會上，我國領導人將與其他國家領導人一道，探討進一步改善全球治理，特別是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等機構進行進一步改革，推動國際經濟秩序更趨合理有效。筆者以為，中國應以此為契機，進一步明確樹立“大金融”發展戰略，從而進一步提升中國在國際經貿舞臺上的話語權與影響力。

　　自18世紀后期發生工業革命以來，世界經濟大體上經歷了5次長周期，每一個長周期都對應著一次科技革命和新興產業發展，進而引發經濟社會的結構性轉變。在轉變過程中，多種力量的綜合作用往往會誕生集產業優勢、經濟優勢和金融優勢于一身的新興超級大國。

　　根據上述理論推算，世界經濟正處于第五個長周期的轉折點，第六個長波即將展開。如果從更長期的視角看待金融和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可以發現，大國的金融崛起幾乎總是與其經濟崛起同步實現。對中國而言，未來40年金融發展要結合“技術創新與產業結構周期”、“國家經濟崛起周期”和“貨幣金融替代周期”，全面支持中國完成產業升級、經濟復興和貨幣金融崛起，成為全球經濟發展“第六個長周期”中的核心國家。

　　當前，我國傳統模式下的高增長態勢難以持續，未來5年至10年必須深入推進各項改革，完成經濟發展方式轉變。這一過程中，中國的金融發展必須全面服務于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的整體布局，并充分體現其戰略導向。

　　為完成上述目標，中國的金融發展應著力構建理論基礎、價值基礎、實踐基礎。這三大基礎的有機統一，將構成“大金融”戰略的理論支柱和核心價值體系。

　　從理論基礎看，中國作為一個開放發展的大型經濟體，金融體系的改革發展必須在科學總結全球主要國家金融發展經驗的基礎上，通過宏微觀金融理論的系統整合，總結梳理出現代金融體系發展的若干基本規律，并以此作為整體藍圖和實踐路徑設計的基本理論依據。從價值基礎看，中國的金融發展必須樹立扎根實體經濟、服務實體經濟的基本價值理念。只有將資產增值、資本積累和經濟增長建立在真實的財富創造基礎上，才能實現惠及民眾的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從實踐基礎看，中國的金融改革和發展要將全球金融發展的普遍規律，和自身特有的“國家稟賦”有效結合，并建立與之相適應的產業模式和制度框架。

　　上述基本原則構成了開放條件下中國新型金融發展觀的核心理論基礎，其關鍵在于通過將理論的有效性、價值的真實性和實踐的務實性緊密結合，塑造有利于長期經濟發展的金融體系整體框架。在這一框架下，中國金融發展的整體藍圖以及對應的實踐路徑可以從內部發展、外部發展和宏觀管理三方面予以概括。

　　首先，內部發展主要包括兩個基本問題：一是如何構建高效而穩定的現代金融產業體系，二是如何實現金融和實體經濟的有效結合。前者的實踐路徑為：形成與中國“國家稟賦”相適應的金融體系結構，構建統一高效的市場化利率體系，穩步推進金融業混業經營；后者的實踐路徑為：促進金融和實體經濟的總量和結構協調，形成與產業升級相適應的金融支持體系等。

　　其次，在對外發展方面，主要目標是要在效率和穩定綜合平衡的思路下，積極審慎地推進金融對外開放，具體的實踐路徑：一是通過合理的“開放保護”和適度的國家控制，在確保宏觀金融穩定的前提下，順利實現資本賬戶的漸進開放；二是根據中國經濟和金融發展的對外戰略，結合資本賬戶開放和利率市場化改革的實際進程，積極穩妥地推進人民幣的國際化，全面提升人民幣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的話語權。

　　最后，在宏觀管理方面，主要目標是全面建立和完善基于宏觀審慎的金融調控體系，同時加強金融失衡的早期預警。具體的實踐路徑：一是要通過構建貨幣政策、信貸政策和金融監管“三位一體”的宏觀審慎政策框架，有效確保金融和實體經濟的穩定運行；二是要進一步加強金融穩定監測和危機預警機制建設，通過構建中國的“金融均衡指數”，前瞻性地發現各種潛在的問題，并為宏觀審慎管理提供及時準確的早期信息。

　　總體看，上述關于中國金融發展藍圖的勾勒，可以基本概括現階段中國金融體系面臨的基本問題和政策議題，而實踐路徑的選擇則體現了一般規律和“國家稟賦”的有效結合，有利于確保金融改革和發展始終沿著效率與穩定的動態平衡路徑持續展開。

　　（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校長、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