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華裔導演李安憑借其指導的電影《少年派的奇幻漂流》再次獲得奧斯卡最佳導演獎。國人在盛贊李安導演的獲獎實至名歸的同時,也引發了對我國民族文化發展、傳播與認同的大討論。眾所周知,近些年,在我國以電影、電視為代表的文化產業蓬勃發展,其所帶來的經濟和社會效益成倍遞增。但不可否認的是,這些文化產品大多只能在國內自娛自樂而很少能夠得到國際社會的認同,而能夠得到國際社會認同的作品在國內卻又曲高和寡。例如創造了將近13億票房的電影《人再囧途之泰囧》在國外無人問津,票房慘淡。針對這一現象,筆者認為,除去其他因素的影響,用于規制文化的法律體系的不完善是重要原因之一,因而,全方位的文化立法已經刻不容緩。

　　雖然我國歷屆政府和國家領導人都特別重視社會主義文化建設,重視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繼承和傳播,將其作為評價綜合國力的標準之一提升到國家核心利益的高度,并出臺了一系列的政策予以扶植。但是,我國現階段文化領域的現狀卻是“政策多、法規少”,也就是說,作為調整社會關系主要工具之一的法律在其中所起到的作用很小。這就使得,一方面,對于文化的創造者和享有者,由于不能明確了解自己的權利范圍,從而無法最大限度發揮其創造力；另一方面,對于文化的管理者,合理有效地利用和推廣文化產品在缺少法律規制的情況下,就只能受制于人而大大降低文化輸出的影響力。

　　我國現階段,在文化立法方面主要存在以下問題:首先,現有的立法內容少、層級低。我國真正意義上的文化立法僅有《中華人民共和國文物保護法》、《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非物質文化遺產法》三部,根本無法滿足我國憲法所規定的對文化法制建設基本范圍的要求,而這些內容又是構成一個國家和民族文化的最基本的要素。其他立法,如《計算機軟件保護條例》、《出版管理條例》、《印刷管理條例》等,法律層級較低,法律效力不強,在當下無法適應日益發展的文化多樣性和復雜性的需要。其次,立法目的單一。我國的文化立法大多以規制和管理為主要目的,缺乏促進和授權性質的法律。但綜觀國外立法,特別是文化產業發展較好的國家,文化立法很多以“促進法”的方式體現出來,這些法律的實施有效地推動了文化產業的發展和公民文化素質的提高。最后,文化立法體系沒有形成。這里的立法體系主要是文化立法各層面功能的區分不夠明確。我國的文化立法體系可以包括保護公民文化權利法律、規制政府管理文化事務的法律以及促進文化發展的法律三個部分,而我國目前對這些法律并沒有進行條理性的整理和歸納,在立法上隨機性很強。

　　針對以上問題,筆者認為,可以采取以下措施予以解決:第一,加快法律制定進程,提高立法層次。當前文化立法的主要任務是加強文化相關法律的制定,以憲法中的文化范疇為藍本,開始全方位、多層次的立法調研和完善工作,如博物館法、文化產業促進法等,并配之以相關的管理制度。第二,考慮制定文化基本法,實現基本法與專門法、法規、規章相補充的多層次立法體系。針對我國文化發展狀況和特殊要求,在文化立法體系形成的初期,可以制定一部具有綜合性和概括性的文化領域的基本法,基本法用于指導專門法和法規、規章的制定,要著重表現一般原則。第三,完善立法體系。保護公民文化權利的法律應該涉及公民文化權的法律定義、范圍和表現方式；規制政府管理文化事務的法律應該涵蓋明確政府對文化事務進行管理的權力,有效地限制政府在文化領域濫用職權的行為。　

　　總之,對于“文化”這一復雜的客體而言,它的保護、傳承和發展不但關系到國家的富強和民族的興盛,更與每一個公民的生活息息相關。

　　(作者單位: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　　

（責任編輯：周姍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