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藝復興時期意大利著名畫家拉斐爾創作的壁畫《雅典學院》。

　　國家社會科學重大項目——4卷本《希臘哲學史》由人民出版社全部出版了。該書是世界上第二部多卷本希臘哲學史著作，近500萬字，編寫歷時27個春秋。該書的出版引起學術界的廣泛關注。為什么要研究古希臘哲學？我國希臘哲學史研究取得了哪些成果？從事希臘哲學史研究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問題？近日，我們采訪了著名哲學史家、《希臘哲學史》項目主持人汪子嵩先生。年屆九旬的汪先生精神矍鑠、思路清晰，表現出“大功告成”的愉悅和愜意，對我們提出的問題一一作了回答和闡述。

　　古希臘哲學為西方哲學提供了基本的范疇和命題，開啟了西方的科學和人文傳統

　　記者：作為研究希臘哲學史的專家，您認為希臘哲學史研究在西方哲學史研究乃至一般意義上的哲學研究中有著怎樣的地位和意義？

　　汪子嵩：古希臘哲學是激發西方思想文化活力的火種，是西方哲學的源頭。要理解西方哲學甚至西方知識系統的演進，必須回溯到古希臘哲學。哲學在古希臘是一個包羅萬象的知識領域，各門具體知識和學科都是從哲學中分化出來的。研究古希臘哲學，可以清晰地看到西方古代哲學家是如何探索哲學的定義、探討哲學和其他學科的關系的，有助于我們深化對許多哲學問題的理解。

　　記者：哲學研究離不開一系列基本概念和范疇。古希臘哲學家們提出了許多重要的哲學范疇，如何看待它們？

　　汪子嵩：古希臘早期的哲學家雖然著述不多，有的甚至只留下一些殘篇，卻提出了一些重要的、基本的范疇。比如，米利都學派最早提出了“本原”，赫拉克利特提出了“邏各斯”，愛利亞學派提出了“存在”和“非存在”，原子論哲學家提出了“原子”和“虛空”，等等。特別是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前者提出了著名的“相論”（也有人翻譯成“理念論”），后者則闡述了“存在”和“本體”、“形式”和“質料”、“潛能”和“現實”等哲學范疇及其相互關系。西方哲學（直到近代）經常使用的許多范疇，在古希臘哲學中大多已經提出來了。研究這些范疇最初的含義及其變化發展過程，對于了解西方哲學史是十分必要也是大有裨益的。

　　記者：除了一些基本的哲學范疇，古希臘哲學中所蘊含的科學精神和人文精神是否也影響了整個西方哲學甚至西方文明？

　　汪子嵩：西方的科學和人文傳統可以追溯到古希臘。西方的科學并不是希臘人開創的。一般認為，幾何學起源于埃及，天文學起源于巴比倫。但在這些地方，科學僅有實用的意義，并沒有上升到理性認識的層面。而古希臘哲學家們喜歡探求事物和現象背后的原因。德謨克利特有一句名言：我寧愿找到一個因果的說明，而不愿意獲得波斯的王位。正是在這種理念主導下，古希臘出現了一大批一心一意、孜孜不倦地獻身于真理的哲學家，他們很早就提出了推理和論證的方法、公理和假設的方法、演繹和歸納的方法、從現象探索本質的方法、揭露矛盾的辯證法等。所有這些，都被近代以來的哲學和科學所繼承。比如，培根的歸納法、休謨的懷疑論、康德的先驗分析論、黑格爾的辯證法等，甚至最近產生的一些新興學派和邊緣學科，都可以從古希臘哲學中找到影子。 　　

　　從翻譯介紹到選輯編史，我國的希臘哲學史研究已初具規模

　　記者：我國學者研究希臘哲學史取得了哪些重要的研究成果？

　　汪子嵩：早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吳獻書翻譯的《理想國》，郭斌和、景昌極翻譯的《柏拉圖五大對話集》，張師竹初譯、張東蓀改譯的《柏拉圖對話集六種》就相繼出版了。嚴復先生的后裔嚴群精通希臘文，在上世紀40年代也譯有柏拉圖對話多種。1944年，由陳康譯注的《巴曼尼德篇》出版。這本著作不是一般的翻譯作品，而是對柏拉圖的《巴曼尼德篇》作出創造性闡釋的研究性專著。

　　古希臘哲學家著作的譯介工作在上世紀50年代有很大發展。1957年出版了北京大學哲學系外國哲學史教研室編譯的《西方古典哲學原著選輯》，完全用白話文翻譯。1963年出版了嚴群翻譯的柏拉圖后期對話《泰阿泰德篇》和《智者篇》。嚴先生用的是文言體，譯文以希臘原文為基準，根據婁卜叢書的《柏拉圖文集》，并參考權威的英文譯本。

　　改革開放以來，相關的譯介和編纂工作更取得了重大進步。80年代初出版了嚴群翻譯的柏拉圖早期若干對話錄。1986年，郭斌和與張竹明用白話文翻譯了《理想國》。從1983年開始，我和范明生、陳村富、姚介厚開始編寫《希臘哲學史》。進入90年代后，苗力田主持翻譯了10卷本《亞里士多德全集》、王太慶翻譯了《柏拉圖對話集》、王曉朝翻譯了4卷本《柏拉圖全集》。此外，苗力田和陳村富分別主持編譯了《古希臘哲學》和《古希臘名著精要》，前者是一本原著資料選輯，后者是一種摘要式的介紹和評論。

　　從這些不完備的介紹中，可以看到我國對希臘哲學經典的譯介工作取得了很大進步，希臘哲學史研究已初具規模。當然，這是一個異常廣闊的天地，還有許多領域需要我們去探索。

　　記者：您認為當前我國的希臘哲學史研究還有哪些需要重點加強的地方？

　　汪子嵩：由于原始資料的欠缺及對希臘語、拉丁語等古典語言不熟悉，目前學術界對一些經典文本的細致注解和詮釋還相對缺乏；大量古希臘晚期的哲學著作還沒有中譯本，現有的譯本很多是從英、德、法文轉譯，而不是根據希臘原文翻譯的；等等。這些問題都需要我們繼續努力解決。

　　希臘哲學史研究與翻譯應忠于原著、不加妄斷，但也要有創新精神

　　記者：您能否談談從事希臘哲學史研究的方法和心得？

　　汪子嵩：說到研究希臘哲學史的方法，必須提到陳康先生。陳先生是我的老師。正是他譯注的《巴曼尼德篇》，激發了我研究希臘哲學史的興趣。陳先生倡導實事求是、不尚玄虛、不道聽途說、不穿鑿附會的研究方法，主張“無論分析、推論或下結論，皆以其對象為依歸，各有它的客觀基礎”；“研究前人思想時，一切皆以此人著作為依據，不以其與事理或有不符，加以曲解”；“人我不混，物我分清，一切皆取決于研究的對象，不自作聰明，隨意論斷”；等等。這是研究哲學史特別是希臘哲學史的一種重要方法。此外，我覺得要多讀書。希臘哲學史的各種材料浩如煙海，原文本、中譯本和其他文字譯本都要仔細研習，在此基礎上處理好博與專的關系，找準研究方向。

　　記者：從事希臘哲學史研究必然涉及相關著作和概念、范疇的翻譯問題。您認為翻譯古希臘哲學著作應注意一些什么問題？

　　汪子嵩：古希臘哲學著作的翻譯與一般學術研究一樣，也有一個方法論問題，而且這個問題十分重要。對此我想強調以下幾點。

　　第一，人類的思想和語言總是不斷發展變化的，表現為從簡單到復雜、從一個概念分化為不同的概念、從含混的概念和思想演變成比較清晰確定的概念和思想。因此，用現代語言去翻譯古代語言便不可能做到完全像古代語言那樣言簡意賅。即使是對我國古典著作的翻譯，如《論語》、《老子》等，也不可能逐字逐句地依照原文，不增添為現代讀者理解所必需的字句。如何增添，便是需要譯者著力把握的問題。

　　第二，古希臘語有嚴密的語法規則，但無論古代或現代漢語都缺少這種語法變化。比如，Being的翻譯問題。很長一段時期，這個詞一直被翻譯成“存在”，可是在漢語中，“存在”只能作實義詞用，從來沒有用作聯系詞，無法表達出亞里士多德所說的“真”的含義，因此許多學者提出要將“存在”改譯為“是”。對這些重要概念譯法的討論并非可有可無，而關系到不同的研究路徑，甚至哲學研究的全局，需要引起重視。

　　第三，翻譯和寫作一樣，是一種創造性的活動。譯者在翻譯中受到自己的經驗和學識的限制，同時受到主觀好惡的影響，會選擇他認為最適合表達作者原意的方式進行翻譯。所以，為了提高翻譯的質量和水平，譯者應不斷夯實自己的學術根基，不斷提高自己的學術素養，在忠實于原著的基礎上創造性地進行翻譯。

　　記者：是否可以說，翻譯工作和研究工作是密不可分的，如果沒有扎實的研究功底，就很難做好翻譯工作？

　　汪子嵩：是的。譯者是根據其對原著學習研究取得的認識進行翻譯的。在從事翻譯之前，譯者首先應研究原著，當然也得參考不同文字的、有價值的譯本。研究方法和翻譯方法有所不同，但二者又有很密切的聯系，甚至可以將翻譯方法看作研究方法的一個組成部分。我希望學術界在重視研究方法的同時，也能更多重視西方哲學著作尤其是古希臘哲學著作的翻譯方法，實現研究水平和翻譯水平的共同提高。

（責任編輯：李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