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鄉村建設是一個國家現代化的基礎工程，鄉村振興是在鄉村建設的基礎上破解鄉村發展難題的重要戰略。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旨在解決區域、城鄉、收入差距等問題。從這個意義上講，鄉村振興是解決我國城鄉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及城鄉收入差距問題的重要抓手，也是推動全體人民逐步實現共同富裕的應有之義和路徑選擇。從實現共同富裕與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理論邏輯來看，其內涵、使命和路徑高度契合；從歷史邏輯來看，我國鄉村建設的政策演進始終聚焦共同富裕的主題主線；從實踐邏輯來看，持續推進鄉村振興戰略聚焦共同富裕主題，需要從四個方面著力，完善優化機制。
[關鍵詞] 鄉村振興；共同富裕；鄉村建設
[中圖分類號] D63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674-7453（2022）10-0023-08
實現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也是人民群眾的共同期盼和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特征；鄉村振興戰略是在脫貧攻堅戰取得全面勝利的基礎上，全體人民實現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黨的十九大報告對鄉村振興和共同富裕的內在邏輯關系作出了重要闡釋，指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是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必然選擇�！绷暯娇倳洀娬{，全面實施鄉村振興戰略，要讓農民在實現共同富裕上取得更為明顯的實質性進展。進入新的發展階段，要緊緊抓住我國發展不平衡不充分這個重要特征，著力在補短板、強弱項、固底板、揚優勢上下功夫，全面推進鄉村振興戰略，充分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穩步邁向共同富裕。因此，在共同富裕的理念和目標下，基于理論、歷史和實踐的視角研究鄉村振興戰略邏輯與路徑選擇，具有重要的理論和實踐意義。
一、理論邏輯：鄉村振興是共同富裕的應有之義
（一）鄉村振興與共同富裕在內涵要義上相一致
現階段，我國鄉村發展水平遠遠落后于城市發展水平，城鄉二元結構體制更是讓城鄉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愈加突出，可以說鄉村已經成為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建設的瓶頸和短板。黨的十八大以來，解決好“三農”問題成為全黨工作的重中之重被提到了一個新的高度，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充分認識到只有徹底破解農業農村發展難題，才能真正實現共同富裕。從社會關系來看，共同富裕體現的是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統一，“共同”屬于生產關系的范疇，“富�！睂儆谏a力的范疇，[1]共同富裕要求生產力的發展和生產關系的完善；鄉村要全面振興，農業強、農村美、農民富全面實現，關鍵就是要不斷完善與農村生產力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在本質上與共同富裕所要求的社會生產關系具有一致性。從內容屬性看，共同富裕強調的是一個系統概念，著眼于全局性、整體性的統籌推進，不僅僅是經濟發展的概念，而是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和生態“五位一體”的全面躍升；[2]黨的十九大以來，黨中央確立了鄉村振興的核心內容和主要抓手，即產業振興、人才振興、文化振興、生態振興、組織振興五個方面，并在2021年由鄉村振興促進法正式明確，這與共同富裕的“五位一體”高度契合。2021年，我國順利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打贏脫貧攻堅戰，如期完成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鄉村振興作為脫貧攻堅的接續，繼續服務于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即到2050年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全體人民共同富�；緦崿F，我國人民將享有更加幸福安康的生活。因此，共同富裕的重點在鄉村，鄉村振興是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與必經階段。[3]鄉村振興承載了縮小城鄉差距、促進農業農村現代化的重要使命，本質上也是為了實現共同富裕目標，兩者相互關聯、協調統一。
（二）鄉村振興與共同富裕在使命愿景上相契合
“三農”問題是幾千年來治國理政的重要領域，鄉村要振興、農民要富裕是關系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關鍵問題。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從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看，民族要復興，鄉村必振興。黨的十九大對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作出了戰略部署，總的戰略安排是分兩步走：從2020年到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從2035年到本世紀中葉把我國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就2035年目標而言，當前我國正處于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開局起步的關鍵時期，對于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至關重要。這就要求進一步逐步縮小居民收入和實際消費水平差距，以更高要求、更高水平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建成具有中國特色的共同富裕社會，特別是讓農民群眾有更加強烈的獲得感和幸福感，夯實全體人民2035年基本實現共同富裕的堅實基礎；鄉村振興戰略順應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新變化，堅持產業、人才、文化、生態、組織全面振興，以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為總要求，從全局和戰略的高度來處理城鄉關系和工農關系，[4]在2035年基本實現農業農村現代化，鄉村振興取得決定性進展。因此，共同富裕與鄉村振興在中期目標上相互促進，具有天然一致性。就2050年愿景而言，共同富裕不僅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也是鄉村振興的長期目標，兩者在目標和使命上是協調統一的。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明確提出了共同富裕的愿景目標，即到2050年“全體人民共同富�；緦崿F”；2017年中央農村工作會議明確了鄉村振興“三步走”戰略，明晰了到2050年的奮斗目標是鄉村全面振興，農業強、農村美、農民富全面實現�？梢哉f，共同富裕的最終愿景是要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鄉村振興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重要支撐和基石，兩者都關系到黨和國家根本利益，事關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事關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因此，共同富裕與鄉村振興在長期愿景目標上具有統一性。
�。ㄈ┼l村振興與共同富裕在路徑方式上相協同
鄉村振興和共同富裕，都是為了破解不平衡不充分發展難題，實現效率與公平的統一。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最終靠的是發展，鄉村振興與共同富裕統一于發展中。就現實國情來看，我國長期以來人均資源稟賦不足，不同地區經濟社會發展程度參差不齊，甚至部分鄉村地區經濟社會發展嚴重滯后，生產要素的稀缺性使得發展過程中必然會面對效率與公平的對立。從現實研究來看，效率與公平一直是經濟學領域長期關注的問題，[5]平衡好效率與公平，做大蛋糕分好蛋糕是長期以來我國一直關注的重大課題，向著共同富裕目標邁進，全面推進鄉村振興戰略，則要努力實現效率與公平的結合。在路徑選擇上強調經濟效率“做大蛋糕”。從鄉村振興來看，農村經濟要發展、鄉村要振興，必然要求提高整體農業農村社會經濟效率；從共同富裕來看，“富裕”必然要求經濟效率，要讓更多的人達到富裕的起點或跨越富裕的門檻，實現“富裕”基礎上的“共同”。在路徑選擇上強調社會公平“分好蛋糕”。鄉村振興要求縮小城鄉區域發展差距，讓低收入的人口也富起來，對公平提出了硬性要求。共同富裕中的“共同”體現公平，立足于發展、做大蛋糕，實現于發展、分好蛋糕，共同富裕就是要讓廣大人民群眾分享發展紅利，逐步實現全民富裕。鄉村振興和共同富裕都要求破除我國長期以來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通過推進鄉村振興，充分激發鄉村生產要素活力，創新體制機制，推動農業農村農民發展，促進農民增收，最終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從基本原則來看，二者都秉持著效率與公平相統一的原則，從路徑選擇來看，兩者又統一于發展之中。因此，鄉村振興與共同富裕的實現均要求找到一條同時兼顧效率和公平之間的發展路徑，在路徑上強調協同性。
二、歷史邏輯：鄉村建設政策演進始終聚焦共同富裕主題主線
盡管鄉村振興戰略是2017年黨的十九大提出來的，但自中國共產黨成立以來，圍繞鄉村建設的農村發展探索從未停歇，農業農村一直是治國理政的重點領域。從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至今，中國鄉村歷經多次轉型，致力于不斷破除城鄉發展不平衡不充分難題。從鄉村建設歷程來看，政策演進呈現階段化特征，但在每一個歷史階段，鄉村建設始終聚焦共同富裕的主題主線。
�。ㄒ唬┟妊侩A段（1921—1949年）：以土地革命解放生產力奠定共同富裕奮斗基調
中國共產黨成立伊始，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率領全國人民開展土地革命，盡管這一階段沒有明確強調“共同富裕”，但客觀上為實現共同富裕目標奠定了堅實的理念基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現實背景決定了中國鄉村整體發展落后，“農村經濟之衰落，在中國已成普遍之現象。水旱蝗蟲之天災，兵匪苛捐之人禍，物價飛漲，舉債之絕路”。[6]在這一階段，我們黨已然認識到鄉村發展對于我國整體發展的重要性，“農村要占十分之八九，或者可以說中國就是一個農村國家。于今，我們要想中國從根本上富強起來，最要緊的就是改造農村”。中國共產黨成立以后，首要任務是爭取最廣大農民，領導農民解決最基本的生存需要，實現“耕者有其田”，[7]發揮農民在中國革命中的主力軍作用，奠定了共同富裕的奮斗基調。
土地是億萬農民最基本、最重要和最關鍵的生產資料，讓農民擁有土地是“富�！钡那疤釛l件。毛澤東在1927年考察湖南農民運動以后，深刻意識到解決農民土地問題的重要性和緊迫性。從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建立開始，中國共產黨領導農民進行“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革命，制定了符合中國國情的土地革命政策，打破了困擾中國數千年的農村桎梏，使億萬農民獲得了解放，不斷解放農村生產力，通過共同奮斗，實現物質富裕的種子在農村開始萌芽。1934年，毛澤東在《我們的經濟政策》中明確提出發展農業生產是經濟建設的中心，并深刻指出:“在目前的條件之下，農業生產是我們經濟建設工作的第一位�！睆V大農民有了土地，經濟和政治地位迅速提升，形成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鄉村建設經驗：中華工農兵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關于經濟政策的決議案》(1931年11月)、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頒布的《關于合作社暫行組織條例》(1932年4月)、臨時中央政府財政部頒布《合作社工作綱要》(1932年9月)等政策文件[8]組織成立了眾多合作社，主要包括耕田隊、犁牛合作和農業生產互助合作社，手工業生產合作社和消費合作社；積極興修水利、開墾荒地、改良土壤、植樹造林等鄉村基本建設，1933 年2月，臨時中央政府發布動員農民開墾荒地的訓令，1934年2月，中央土地部發出“為消滅四十萬擔荒田而斗爭”的號召，此外中央人民委員會還規定了蘇區“植樹節”(每年3月16日，自1932年始)；恢復集市和商貿，允許公營、合作、私有和個體商業互通貿易，[9]發展文化和社會建設，建立大量鄉村小學和農民夜校，廣泛開展農民文化活動，大力發展衛生事業。
這一階段，中國共產黨在廣泛創建農村革命根據地的基礎上，深入開展土地革命，并以土地革命為中心任務，全面推進鄉村經濟、文化、衛生等方面建設，農村生產力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放，農民生活富裕富足成為可能。土地問題政綱、總路線、政策和策略貫徹實施，促使農業經濟較快發展，農民積極性得到極大調動，雖從整體上講，貧困仍是當時的主要矛盾，但土地革命系列舉措給予了貧苦大眾改善生產生活的可能，在全體農民心中埋下了一顆向往美好生活的種子，為新中國農業農村全面復興，全體人民朝著共同富裕不懈奮斗奠定了基調。
�。ǘ┨剿麟A段（1949—1978年）：以“四化”改造發展生產力筑牢共同富裕制度前提
新中國成立之初，農村人口占全國總人口比重達到89.36%，農村問題關系中國發展之根本。這一階段，我們黨面臨的主要任務是，如何實現新民主主義社會向社會主義社會的過渡，以“四化”改造發展鄉村生產力，建立起符合我國發展實際的社會制度，筑牢共同富裕的制度基礎。面對多年戰亂和歷史遺留問題，全國人民生活艱難困苦，黨中央深刻認識到，要解決全體人民的基本溫飽問題，關鍵要滿足占總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村人口生活生產需要，必須加快發展。1953年12月16日，中央通過了《關于發展農業生產合作社的決議》，提出共同富裕的概念，“使農民能夠逐步完全擺脫貧困的狀況而取得共同富裕和普遍繁榮的生活”。[10]1954年9月，周恩來在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政府工作報告》中首次提出“四個現代化” ：我國的經濟原來是很落后的。如果我們不建設起強大的現代化的工業、現代化的農業、現代化的交通運輸業和現代化的國防，我們就不能擺脫落后和貧窮，我們的革命就不能達到目的。毛澤東在黨的七屆六中全會上作的《關于農業合作化問題》的報告中指出：“要鞏固工農聯盟，我們就得領導農民走社會主義道路，使農民群眾共同富裕起來。”黨的八大通過的黨章把“四個現代化”寫進了總綱中。
在這一階段，我國鄉村建設以農村現代化為主軸不斷發展，在一定程度上為共同富裕奠定了基礎，筑牢共同富裕的制度前提。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在借鑒蘇聯建設經驗、實踐馬列主義的理論過程中，創造性地提出“先合作化后機械化”的農業現代化發展路徑，先組織億萬農民群眾實現互助合作，后通過機械化促進農業生產力的提升，并以機械化為核心提高農業生產效率，發展鄉村生產力，也明確了追求逐步實現農民群眾共同富裕的美好愿景。需要指出的是，盡管上述策略體現了共同富裕的理念，卻沒有從根本上解決農民激勵和要素合理配置等問題，雖然鄉村貧富分化有所縮小，但鄉村發展缺乏動力，是低水平的共同富裕。
�。ㄈ┥罨A段（1978—2017年）：圍繞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增強共同富裕體制保障和物質基礎
1978年改革開放以后，我國經濟進入高速發展的黃金時期，這一階段，黨和國家的主要任務是繼續探索中國建設社會主義的正確道路，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使人民擺脫貧困、盡快富裕起來。要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必須具備相應的生產力和生產關系基礎。鄧小平提出“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11]通過解放生產力，夯實了共同富裕的物質前提；通過完善生產關系，夯實了共同富裕的體制機制保障。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啟了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偉大征程，農村改革成為共同富裕道路上必須攻克的難題。1982年至1986年連續五年的中央一號文件的重點，明確要求加快推進農村改革，大力發展農村經濟。黨的十三屆八中全會《關于進一步加強農業和農村工作的決定》(1991年11月)，明確提出“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農村”。黨的十五屆三中全會《關于農業和農村工作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1998年10月)，制定了“從現在起到2010年，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農村的目標”，明確了實現目標必須堅持的十條方針。特別是2006年《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若干意見》明確了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32條措施，可以說自“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上升至國家重大戰略部署以來，我們黨高度重視這一戰略的長期性和重要性，并在隨后多年政策制定中一以貫之。黨的十八大提出建設美麗鄉村，標志著我國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進入一個新的階段。
這一階段，伴隨著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迅速發展，農村生產全面發展、農民收入顯著提高，共同富裕的物質基礎和制度保障不斷夯實。農村基層民主制度建設、法制建設、公共文化建設也邁上了新的臺階，在產權制度上實行土地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實現要素的流動與優化配置，在福利與保障上建立農村社會保障體系和大規模推進扶貧開發，各項體現農村地方特色、形式多樣的群眾文化活動日益豐富，農村義務教育和職業教育蓬勃發展，醫療衛生體系和社會保障制度得以逐步建立和完善。這一階段，為實現共同富裕、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提供了充滿新的活力的體制保證和快速發展的物質條件，農村幼有所教、老有所養、病有所醫的愿景逐步實現，我國鄉村發展跨入一個新的階段，從總體上打破了低水平共同富裕的局面。
�。ㄋ模┨嵘A段（2017年以后）：圍繞實現共同富裕目標全面推進鄉村振興
進入新的發展階段，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轉變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此時，黨和國家面臨的主要任務是朝著共同富裕的道路不斷奮進，朝著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不懈奮斗，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是中國追求“四化同步”、“城鄉融合”和構建城鄉一體化發展新格局的重大戰略決策，也是實現共同富裕的必經之路。黨的十九大報告正式提出了以“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盵12]為目標的鄉村振興戰略總要求。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提出的“實施鄉村建設行動”是對鄉村振興戰略的縱深推進，2021年2月，在脫貧攻堅戰取得全面勝利后，中共中央、國務院適時發布了《關于全面推進鄉村振興加快農業農村現代化的意見》，將黨和政府的工作重心歷史性地從脫貧攻堅轉移到“全面推進鄉村振興”上來，“解決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縮小城鄉區域差距、實現人的全面發展和全體人民共同富�！�。[13] 2021年4月29日，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八次會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鄉村振興促進法(草案)》指出：全面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應當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貫徹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新發展理念，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鄉村振興道路，促進共同富裕。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明確新時代黨的主要任務，一是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二是開啟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新征程，逐步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在“堅持人民至上”歷史經驗上“推動人的全面發展、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為明顯的實質性進展”。[14]這一系列政策舉措立足新發展階段，通過大力推動農村發展，縮小城鄉差距，破解城鄉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以鄉村振興作為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和實現共同富裕的突破口，旨在逐步實現共同富裕。
這個階段明確了鄉村振興20字總方針、總要求，其中，生活富裕是出發點、落腳點，是億萬農民對美好生活的期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鄉村振興道路必須堅持共同富裕，既是不變初心，也是現實要求。這一時期，我們黨始終堅持聚焦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主要矛盾，堅持落實精準扶貧方略，以歷史性解決絕對貧困問題，注重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有機銜接，不斷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夯實了共同富裕初步實現的物質基礎。共同富裕成為鄉村振興質量和成色的重要衡量標準，黨和國家取得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歷史性成就，新時代扎實推進共同富裕邁出了堅實步伐，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統籌把握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領導人民自信自強、守正創新，承前啟后、繼往開來，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帶領全國上下接續推進鄉村振興，朝著逐步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而不懈奮斗。
三、實踐邏輯：聚焦共同富裕主題主線推進鄉村振興的路徑選擇
從共同富裕的主題主線來看，當前城鄉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矛盾仍然突出、農業農村生產條件的改善相對滯后、城鄉要素流動壁壘尚未打破、鄉村民生保障短板制約仍然存在，是當前全面推進鄉村振興面臨的難題，需要從四個方面著力，不斷完善優化機制。
�。ㄒ唬﹥灮青l空間規劃構建共同富裕格局
鄉村無法脫離城市獨立發展，但長期以來，我國城鄉之間存在較大的體制鴻溝，城鄉居民在生活水平、財產權利、身份和所獲公共服務等方面長期存在差距，鄉村建設一直是實現共同富裕道路上的最大難點。消解城鄉二元結構，提升共建共治共享水平是破解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解決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的重要抓手，也是實現共同富裕目標的關鍵舉措。優化城鄉空間規劃構建共同富裕協同格局，一是重點建設一批輻射帶動能力強的城市群、都市圈，充分發揮城市群、都市圈的城市要素集聚的新型空間載體作用，為城鄉提供生產、生活所需的多樣化產品與服務；二是以山水林田湖草為景觀基礎，全面提升鄉村的農產品供給、生態服務供給、鄉愁文化供給等功能，通過城鄉物質、信息、能量的雙向互動，實現城市發展生態化和農村空間綜合化的連續性和統一性；三是健全城鄉均衡的公共資源配置機制，改變長期以來公共資源錯配局面。構建城鄉互進、工農互促、二元融合的全新城鄉關系，實現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良性互動。
（二）加快鄉村產業融合夯實共同富裕基石
產業融合是立足于城鄉各自優勢，推動城鄉產業互補互促，謀求城鄉共同富裕的物質基礎。從打贏脫貧攻堅戰轉為全面推進鄉村振興促進共同富裕是從超常規轉入常規的發展過程，在此過程中，產業融合的政策、機制也需要進行相應的調整，建立健全長效機制。城市作為工商業、貿易和人口的集中地，具有先發優勢和輻射作用，農村則依托于就近擇業農民，推動現代農業發展，要注重與農產品深加工、生態產品、電子商務等新興產業深度融合。
加快城鄉產業融合夯實共同富�；�，一是推動多產業、多元素跨界融合，助力鄉村產業發展，通過培育農業新興產業，以休閑農業、農村電商等新產業、新業態為引領，助推農業產業全面發展，筑牢城鄉融合產業基礎；二是發揮政府引導、市場調控的作用，精準定位產業發展方向，因地制宜發展富民產業，以產業發展帶動人口聚集；三是優化產業空間布局，在城市與鄉村之間構筑要素互通、環境共享、聯系穩定、良性互動的有機整體，利用城市產業集聚帶動激活鄉村產業的內生動力，實現城鄉融合發展。以人工智能、大數據等現代化技術為支撐，促進城鄉產業融合可持續發展，縮小城鄉差距，逐步實現共同富裕。
�。ㄈ⿻惩ǔ青l要素流動激活共同富裕動能
生產要素市場存在壁壘是我國區域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重要原因，受制于區域分割、行業壁壘、城鄉鴻溝、行政藩籬，我國生產要素市場發展還不完善、不成熟，打破城鄉要素市場壁壘，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實現“人—地—財”全要素的自由流動，為全面推進鄉村振興、扎實推動共同富裕提供堅強保障。
暢通城鄉要素流動激活共同富裕動能，一是形成城鄉統一土地市場，加快農村“三塊地”改革，完善鄉村基礎設施，促進土地要素充分參與到社會生產；二是建立城鄉人口遷徙制度，破除城鄉人口流動制度壁壘，妥善處理農民進城后在農村保有權益，引導城市人才下鄉，推動專業人才服務鄉村振興；三是搭建城鄉普惠的金融服務體系，提升下鄉資本投資回報率，完善資本下鄉激勵機制，吸引金融資本、社會資本流入鄉村。以市場化改革為導向，打通土地、資本、勞動力、數據等要素市場之間的流通通道，拓展市場空間，構建多層次、寬領域統一要素市場，促進生產要素產權明晰、流動自由、價格靈敏、競爭充分、配置高效。
（四）完善“三治”結合機制提升共同富裕品質
鄉村是最基本的治理單元，也是最易產生利益糾紛和矛盾沖突的環節。實現以法治為保障、德治為引領、自治為核心的差異化治理，通過自治、法治和德治“三治”結合形成鄉村振興治理合力，推動鄉村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充分激活鄉村潛在發展能力，全面推進鄉村振興，提升共同富裕品質。
完善“三治”結合機制提升共同富裕品質。一是堅持自治為本，理清鄉村政治中鄉鎮政府、村黨支部和村委會的三維權力關系，強化村委會服務性和村民主體性，同時健全“三級”監督體系，以透明化監督下的“小微權力”規范，提升村民參與鄉村治理的積極性。二是堅持法治保障，筑牢法律底線，健全完善農村法律法規體系，提升基層工作人員的法治教育，強化基層執法人員的執法能力，構筑全民知法、懂法、用法和守法的社會良好環境。三是堅持德治引領，對標道德高線，大力弘揚中華傳統美德，引導鄉風民俗的時代轉向，為鄉村治理營造良好的文化環境，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夯實社會善治的思想基礎，強化情感認同、社會認同、文化認同，增進鄉村社會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提高鄉村的德治能力。構建“三治”協同機制，促進形成自治、法治和德治相互融合、相互銜接的鄉村治理機制，全面提升鄉村治理效能，提升共同富裕品質。
[ 參 考 文 獻 ]
[1][2]周文,施炫伶.共同富裕的內涵特征與實踐路徑[J].政治經濟學評論,2022(3).
[3]李實,陳基平,滕陽川.共同富裕路上的鄉村振興:問題、挑戰與建議[J].蘭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1(3).
[4]劉明松,曹席.從鄉村振興戰略總要求看黨的初心和使命[J].湖北社會科學,2020(3).
[5]唐任伍,孟娜,葉天希.共同富裕思想演進、現實價值與實現路徑[J].改革,2022(1).
[6]陳翰笙,薛暮橋,馮和法.解放前的中國農村（第1輯）[M].北京:中國展望出版社,1985:322.
[7]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1921-1949）（上冊）[M].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11:281.
[8]許毅.中央革命根據地財政經濟史長編(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133.
[9]中共通江縣委黨史研究室.通江蘇維埃志[Z].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3,5-11.
[10]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1921-1949）（下冊）[M].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11:562.
[11]鄧小平.鄧小平文選（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64.
[12]本書編寫組.黨的十九大報告輔導讀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31.
[13]習近平.在全國脫貧攻堅總結表彰大會上的講話[J].新長征(黨建版),2021(4).
[14]中共中央關于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6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