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后，我們可以坐下來跟平臺企業談配送費了”——據10月25日《工人日報》報道，在江蘇省總工會指導下，《中儲智運平臺協商民主建設實施辦法（試行）》近日出臺，根據這一實施辦法，不僅配送費，凡關系到貨車司機切身利益的問題，如果貨車司機有異議或者建議，都可以坐下來跟平臺企業協商。集體協商機制的建立，暢通了貨車司機訴求表達渠道。此前，京東、餓了么、滴滴等多家互聯網平臺企業也在屬地總工會的指導下，通過集體協商簽訂企業或行業集體合同的方式，明確快遞員、網約車司機的權利義務，給勞動者吃下權益保護“定心丸”。

　　近年來，新就業形態勞動者的權益維護廣受社會關注，有關部門出臺了一系列相關政策意見，對網約車司機、快遞員、貨車司機等新就業形態勞動者的權益進行維護，對平臺企業的經營和管理設定紅線和底線。可以看到，借助一定路徑，將政策紅利轉化為勞動者實實在在的利益，制約平臺企業在勞動關系領域存在的一些“野蠻行為”，成為當下及今后一段時間維護勞動者合法權益領域的一項重點工作。

　　集體協商、集體談判是勞資雙方溝通、平衡權利義務的一種形式和載體，在很多國家勞動關系協調領域被廣泛應用。我國高度重視集體協商的作用，在既往的實踐中，無論是協調勞資雙方的權利義務、優化企業民主管理，還是在構建和諧勞動關系方面，集體協商都發揮出獨特作用。近年來，新就業形態大量涌現，出現現行勞動法律法規難以無縫覆蓋新就業形態勞動者權益保護的情況。而借助集體協商的成熟模式，探索通過集體協商簽訂集體合同的方式為新就業形態勞動者打造權益保護傘，是一條可行路徑。

　　事實上，以集體協商開路，通過簽訂集體合同明確平臺企業和新就業形態勞動者的權利義務，彌補現行法律法規的不足，各級工會開展了形式多樣的實踐，且取得較明顯成效。比如，快遞員、網約車司機集中的幾家平臺企業，在屬地總工會的指導下，經過集體協商，與勞動者就最低工資、算法控制、差評解決、勞動安全等權益保護事項，簽訂具有約束力的企業集體合同；一些貨運平臺企業在相關產業工會的指導下，通過集體協商，與貨車司機簽訂行業集體合同，努力破解貨車司機因地域限制等因素導致權益保護難的問題。此外，山東建立省級外賣行業協會，嘗試建立縱向的集體協商機制，打破平臺企業壁壘，將本行業的所有用工單位和勞動者納入統一的集體協商范圍，一個集體合同解決所有從業者的權益保護事項。全國和一些省級總工會加快調研總結，通過全國和省級協調勞動關系三方機制，在更高層級上推進集體協商，努力為新就業形態勞動者構建起穩定有序的權益保護網。

　　今后，以集體協商為抓手，強化新就業形態勞動者的權益保護，我們還有很大的努力空間。一方面，各地要努力將更多新就業形態勞動者納入其中，不斷拓展集體協商的范圍和內容，逐步向企業民主管理、社會保障等領域深入。另一方面，各地要探索長遠的制度建設，比如，總結實踐經驗，賦予集體合同更高的法律效力，推動勞動爭議仲裁機構、法院在審理勞動爭議案件時，以集體合同作為裁判的依據；探索新就業形態去勞動關系化的破解之道，為勞動法律法規的及時修改和完善提供實踐支撐。

　　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健全勞動法律法規，完善勞動關系協商協調機制，完善勞動者權益保障制度，加強靈活就業和新就業形態勞動者權益保障。集體協商在完善勞動關系協商協調機制方面的功效已被實踐所證明，我們要加快實踐的步伐，不斷探索和充實，使其在維護新就業形態勞動者權益、促進新業態發展方面發揮更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