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實現共同富裕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面臨的一項重大歷史性任務。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把握發展階段新變化，把逐步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擺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上，推動區域協調發展，采取有力措施保障和改善民生，打贏脫貧攻堅戰，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為促進共同富裕創造了良好條件。現在，已經到了扎實推動共同富裕的歷史階段。實現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征，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的現實選擇。同時又是一個較長的歷史過程，具有長期性、艱巨性和復雜性。本文結合學習習近平總書記有關實現共同富裕的論述，從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以實現社會主義的共同勞動為基礎、創新社會分配制度和分配政策等幾個方面談對實現共同富裕的思考。

　　[關鍵詞]    共同富裕；基本經濟制度；共同勞動；分配制度和分配政策

　　[中圖分類號] D63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674-7453（2022）06-0015-07

　　實現共同富裕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面臨的一項重大歷史性任務。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把握發展階段新變化，把逐步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擺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上，推動區域協調發展，采取有力措施保障和改善民生，打贏脫貧攻堅戰，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為促進共同富裕創造了良好條件。現在，已經到了扎實推動共同富裕的歷史階段。” [1]實現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征，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的現實選擇。同時它又是一個較長的歷史過程，具有長期性、艱巨性和復雜性，不是一蹴而就就能實現的。本文擬結合學習習近平總書記有關實現共同富裕的論述，從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以實現社會主義的共同勞動為基礎、創新社會分配制度和分配政策等幾個方面談談對實現共同富裕的思考。

　　一、實現共同富裕必須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

　　實現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基本特征，與社會主義的分配制度密切相關。但絕不是一個單純的分配問題，而是一個涉及生產、交換、分配和消費的社會生產、再生產全過程及全局性的根本問題。因此，必須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才能為實現共同富裕奠定堅實的物質基礎和制度保障。

　　關于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長期以來我們一直把它概括為“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這種概括為深化經濟體制改革提供了理論基礎，也為經濟健康發展提供了制度保障。然而，隨著改革不斷深入和經濟發展水平不斷提升，特別是隨著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轉化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大幅提高，這種概括越來越不適應改革和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根據這一客觀情況，《中共中央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把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與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一起并列作為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內容，形成了“三位一體”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體系。“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等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既體現了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又同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相適應，是黨和人民的偉大創造。” [2]就實現共同富裕而言，則從所有制結構、分配方式和經濟運行機制等多方面提供了制度保障。

　　在“三位一體”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體系中，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是基礎，它對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起著決定作用。馬克思主義認為，社會的生產資料所有制形式決定社會的收入分配形式，同時，社會的收入分配形式又是社會生產資料所有制形式的具體實現。也就是說，所有制結構決定分配結構，分配結構是所有制結構的實現。只有實行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所有制結構，才能實行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同時，只有實行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所有制結構，也才能建立起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從而提高社會資源配置效率，實現公平和效率的統一，提高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水平。總之，只有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才能為實現共同富裕提供制度保證和物質基礎。

　　堅持和完善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所有制結構，歸根結底，就是要堅持“兩個毫不動搖”，即毫不動搖地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大力發揮公有制經濟在促進共同富裕中的重要作用，同時要促進非公有制經濟健康發展、非公有制經濟人士健康成長。要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同時要強調先富帶后富、幫后富，重點鼓勵辛勤勞動、合法經營、敢于創業的致富帶頭人。靠偏門致富不能提倡，違法違規的要依法處理。” [3]

　　堅持“兩個毫不動搖”，就有一個如何看待社會主義條件下的非公有制“資本”，如何保護民營企業家的積極性問題。這涉及一系列復雜的理論、政策和實踐問題。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就有可能，甚至必然會在一定時期和一定范圍內拉大收入分配的差距。但只要這種差距是合法的和合理的，是現階段經濟社會發展所能夠承受的，是有利于促進社會生產力發展的，就應當給予認可和保護。如果這種差距過大，超出了經濟社會承受的范圍，就應當通過各種政策加以調節。當然，如果這種差距是由于某種非法的行為造成的，就應當堅決給予打擊。但不能因為大力發展非公有制經濟會在一定時期和一定范圍內拉大收入分配的差距，就否定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否定“兩個毫不動搖”的基本方針。

　　堅持“兩個毫不動搖”，就有一個如何看待社會主義條件下的“資本”問題。所謂資本，就是用于投資得到利潤的本金或財產，是人類創造物質和精神財富的各種社會資源的總稱。按照馬克思《資本論》中的分析，資本就是能夠帶來剩余價值的價值。任何資金或資產，一旦以盈利為目的投入生產經營活動，就轉化為資本。馬克思這里所說的資本，指的是資本主義條件下資本家用來剝削工人的資本。因此他說：“資本來到世間，從頭到腳，每個毛孔都滴著血和骯臟的東西。” [4]正是由于這一點，改革開放前，在企業的生產經營活動中，我們一般是不采用“資本”這一概念的。直到改革開放后，我們要進行以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為目標的經濟體制改革，才逐步引進了“資本”的概念，以便使其能夠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所用。由于我們實行的是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我國的資本主要是國有資本，因此，國家就設立了專門的國有資產監督管理機構，代表國家行使國有資產出資人的職能，并且在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頂層設計中，提出并實施了以管資本為主的國有資產監管模式。國有資本歸國家所有，因此它所產生的利潤歸國家和全體人民占有和使用。至于非國有資本，則歸各類資本的所有者所擁有。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下，這些非國有資本和非國有經濟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服務的。但既然是資本，就具有資本的基本屬性，如賺取利潤是必然的，否則，也就不稱其為資本了。此外，如果監管不力，還有可能會出現無序擴張、野蠻生長、侵犯社會和員工利益等現象，這些都需要通過國家的法律和政策加以限制、規范和處置。有了“資本”，就很難回避“資本家”的概念。所謂資本家，簡單地說，就是擁有資本并獲取利潤的人。由于國有資本屬于國家所有，被派往國有企業從事企業決策和經營活動的人員，就被稱為國有企業家。至于那些擁有私人資本并投資經營私有企業的人，也就相應地被稱為民營企業家，而不稱其為“資本家”。其實，資本、資本家和企業、企業家是兩對具有密切聯系又有區別的概念。近期，有人把某些非國有經濟知名人士稱為企業家，而把另一些人則稱為資本家，這種稱呼是不準確、不科學的。總之，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是我們黨的既定方針，任何不利于這一方針執行的言行都是錯誤的。可以肯定，在現階段如果不大力發展非公有制經濟，不僅不能實現共同富裕，而且還會造成社會就業的巨大壓力，使一部分人喪失工作崗位，失去收入來源。

　　二、必須把共同富裕建立在共同勞動的基礎上

　　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創始人、統計學家威廉?配第認為，勞動是財富之父，土地是財富之母，土地和勞動是社會財富的真正來源。馬克思主義認為，活勞動是創造價值的唯一源泉。沒有人類勞動，就沒有商品（產品）和價值，也就沒有真正意義上的社會財富。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提出了未來社會“重建個人所有制”的構想。他指出: “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產生的資本主義占有方式，從而資本主義的私有制，是對個人的、以自己勞動為基礎的私有制的第一個否定。但資本主義生產由于自然過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對自身的否定。這是否定的否定。這種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資本主義時代的成就的基礎上，也就是說，在協作和對土地及靠勞動本身生產的生產資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礎上，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 [5]馬克思所說的“重建個人所有制”實際上指的就是在自由人聯合體的基礎上，所建立的個人與社會聯合起來的所有制。這種自由人聯合體下的“重建個人所有制”，既能保證勞動者對生產資料的所有權，使勞動者真正能夠為自己而共同勞動，又能夠沖破資本主義私有制下生產的社會化與生產資料私人占有之間的矛盾，從而沖破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對社會生產力發展的束縛。

　　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下，每個勞動者都擁有勞動的權利。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所有制結構，又為每個勞動者提供了為國家、為集體、為個人勞動的可能性，也為實現共同富裕提供了可能性，但這種可能性只有建立在勞動者共同勞動的基礎上，才能變成現實。這就是習近平總書記所提出的：“幸福生活都是奮斗出來的，共同富裕要靠勤勞智慧來創造。” [6]

　　將共同富裕建立在勞動者共同勞動的基礎上，一方面要使每一個勞動者都能夠根據自己的專業技能和喜好選擇自己的工作或勞動崗位；另一方面，還要能夠使每一個勞動者在自己的工作崗位上充分發揮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只有這樣才能既增加社會財富，又能使勞動者個人獲得相應的財富，為實現共同富裕創造物質條件，而這些又都需要通過建立和實行科學的勞動制度、就業政策和培訓、激勵機制加以實現。

　　第一，要建立和完善符合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要求的勞動制度。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的規定，我國的勞動制度主要包括勞動合同制度、勞動保障制度、勞動用工制度、勞動仲裁制度等。其中，勞動合同制度是最基本的勞動制度。勞動合同與每一個勞動者的切身利益息息相關，它是每個勞動者走上工作崗位與用人單位發生勞動關系時必須簽署的協議，其主要內容包括勞動者與用人單位經過平等協商達成的關于權利和義務事項的各項條款。

　　改革開放初期，為了破除計劃經濟時代形成的就業由國家統包統攬、工資由國家統級統調的大統一的勞動和分配制度，在國有企業曾全面開展了被稱之為“破三鐵”的三項制度改革，即人事制度、勞動制度和分配制度改革。這種改革一方面大大發揮了企業職工的生產積極性，同時也為建立現行的勞動制度奠定了基礎。當然，在改革過程中也出現了這樣那樣的問題，最主要的問題就是造成了一些職工的下崗。20世紀90年代初，理論界曾對到底建立什么樣的勞動制度才能既充分發揮廣大職工的生產積極性，又符合社會主義制度的本質要求進行過深入討論。筆者與著名經濟學家蔣一葦教授于1992年11月10日在《經濟日報》上聯名發表了《評我國現行企業勞動制度》一文，指出當時的企業勞動制度存在的主要問題是，不完全符合企業的社會主義性質，不利于發揮職工的主人翁精神，不符合現代企業管理的一般原理，并提出了改變勞動合同的基本形式，突出職工的主人翁地位，實行正式工、合同工和臨時工相結合，并根據職工的工作表現和意愿在不同的用工形式之間進行轉換的建議。[7]現在看來，這些建議對于確保勞動者的合法權益，發揮勞動者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是有積極意義的。

　　把實現共同富裕建立在勞動者共同勞動的基礎上，必須按照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要求，全面貫徹習近平總書記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在勞動制度中充分體現人民當家作主的主人翁地位，充分保障勞動者的勞動權利和勞動中的合法權益。這種地位和權益必須在國家的勞動制度，特別是勞動合同制度中得到具體體現，為此就需要對現有的勞動制度進行必要的改革和完善。

　　第二，要實行就業優先戰略和積極的就業政策。把實現共同富裕建立在共同勞動的基礎上，就必須能夠保證勞動者的充分就業。只有實現充分就業，才能使每個勞動者都能取得相應的勞動收入，從而把共同富裕建立在共同勞動的基礎之上。在應對新冠肺炎疫情的斗爭中，黨中央、國務院把穩就業和保居民就業分別置于“六穩”和“六保”之首，就充分體現了黨和國家對廣大勞動者就業的重視。

　　保證勞動者充分就業，就必須實行就業優先戰略和積極的就業政策。就業優先戰略是根據我國社會主義制度和具體國情制定的一項經濟社會發展的長期戰略，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實現共同富裕的一項重大戰略。積極的就業政策是實施就業優先戰略的一項長期經濟社會政策。所謂就業優先戰略，就是在制定經濟社會發展規劃和發展戰略的時候，要把促進和實現充分就業作為經濟社會發展的優先目標，放在推動經濟社會發展各項措施的優先位置。在選擇不同的發展戰略和不同的發展路徑時，要更加注重選擇有利于擴大就業的經濟社會發展戰略和發展路徑，當就業目標與其他目標發生矛盾時，其他目標要服從就業目標。在實施經濟社會發展戰略和實現就業目標時，要強化政府促進就業的責任，把實現就業目標放在最重要的位置。最近幾年，《政府工作報告》在處理就業和其他經濟社會發展目標的關系時，實際上就是這樣做的。所謂積極的就業政策，就是寬松、靈活有利于就業的政策。要根據經濟結構、就業形勢和就業重點的發展變化，及時調整、充實和完善各項就業政策與就業方式，并加強產業政策、技術政策、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等政策措施與就業政策的協調與配合，特別是要加大公共財政對促進就業的資金投入，加大財稅、金融對就業的扶持力度，大力扶持吸納就業能力強的現代服務業、勞動密集型產業和中小微企業的發展。在通過各項政策措施努力解決好一般人員就業的同時，還要對殘疾人、零就業家庭等困難群體的就業給予特殊政策支持，對接收他們就業的單位應給予一定的資金支持或稅費方面的優惠。通過實施就業優先戰略和積極的就業政策，把社會統計失業率（包含摩擦性失業）控制在盡可能低的水平。解決好就業問題，就可以為實現共同富裕奠定堅實的基礎。

　　第三，要健全對勞動者的教育培訓和激勵機制。把共同富裕建立在共同勞動基礎上，除了完善勞動制度和就業政策外，還必須健全對勞動者的教育培訓和激勵機制，實現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提升全社會人力資本和專業技能，提高就業創業能力，增強致富本領”[8]的要求，并充分發揮廣大勞動者的勞動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在國家和社會層面，要不斷完善和提升國民教育和成人教育體系，不斷提高勞動者的基本素質和就業、創業、創新能力；各級政府要通過評選勞動模范、先進工作者，頒發“五一勞動獎章”、評選“三八紅旗手”等，獎勵為社會作出突出貢獻的勞動者，積極營造勞動偉大、勞動光榮的氛圍。在企業層面，要把職工個人的成長、職業生涯和企業的發展密切結合起來，通過表彰先進、強化培訓、合理使用、職務晉升、增加薪酬等各種方式強化對員工的激勵，使他們在為企業、為社會創造更多財富的同時，也為自己獲得更多的榮譽和經濟收入，成為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的勞動者。

　　三、實現共同富裕需要創新社會分配制度和分配政策

　　實行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是社會主義“三位一體”的基本經濟制度的重要內容，它為實現共同富裕指明了方向，奠定了制度基礎。但是如何具體地貫徹落實這一基本制度，還需要在理論和實踐中不斷完善和創新。

　　人們通常說，社會主義實行生產資料公有制，因此實行按勞分配；資本主義實行生產資料私有制，因此實行按資分配。實際上這種說法是不準確、不科學的，因為這里所說的按勞分配和按資分配所分配的對象是不一致的。按勞分配所分配的對象是“必要勞動時間”生產的產品，而按資分配所分配的對象是“剩余勞動時間”生產的產品，二者沒有可比性。法國經濟學家薩伊在他的《政治經濟學概論》中曾提出了經濟學中“三位一體”，即“資本—利潤，勞動—工資，土地—地租”的分配公式。[9]當然，這是為資本主義辯護的分配公式 。正如季陶達先生在其中譯本序言中指出的，“薩伊認為分配的對象是價值，因而他首先說明價值、收入的來源和價值的變動，然后指出分配怎樣進行，并分別闡述三要素相對應的三種收入”“這三個要素所有者由于它們的服務而取得相應的報酬 ——工資、利息和地租。這就是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三卷中曾經予以全面分析批判的‘三位一體’的公式：勞動—工資；資本—利息；土地—地租”。[10]“三位一體”公式掩蓋了活勞動是創造價值的源泉，抹殺了資本關系的基本性質，是根據資本主義經濟關系的表面現象而制造出來的。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三卷第七篇“各種收入及其源泉”的第四十八章“三位一體的公式”中指出：“資本—利潤（企業主收入加利息），土地—地租，勞動—工資，這就是把社會生產過程的一切秘密都包括在內的三位一體的形式。” [11]

　　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還對拉薩爾的“鐵的工資規律”的謬論進行了深入批判，并第一次提出了按勞分配的原則。在《哥達綱領批判》中，馬克思把共產主義分為第一階段和高級階段，指出在共產主義的第一階段，即社會主義階段，只能實行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原則，只有到了共產主義的高級階段，才能實現各盡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則。在講到按勞分配原則時，他指出：“每一個生產者，在做了各項扣除之后，從社會方面正好領回他給予社會的一切。他給予社會的，就是他個人的勞動量。” [12]馬克思這里所說的各項扣除，包括用來補償消耗掉的生產資料的部分；用來擴大生產的追加部分；用來應付不幸事故、自然災害等的后備基金或保險基金。此外，作為消費資料的部分，還要扣除同生產沒有直接關系的一般管理費用；用來滿足共同需要的部分，如學校、保健設施等；為喪失勞動能力的人等設立的基金等。[13]很顯然，馬克思所說的“按勞分配”是在不存在商品生產和市場經濟條件下對個人消費資料的一種分配形式。那么，在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要實現共同富裕，就必須創新傳統的分配制度和分配體系，把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原則具體化并落到實際的經濟活動和經濟生活中去。

　　創新分配制度和分配體系，關鍵是要調整分配對象，提高勞動參與分配的比重。在現行的分配制度下，無論是國有經濟還是非國有制經濟，對“必要產品”的分配都是“按勞分配”的，而對“剩余產品”的分配，則都還是“按資分配”的。其最大的區別是，國有經濟的“剩余產品”歸國家所有，由國家和社會所支配；而非國有經濟的“剩余產品”（稅收除外），則歸非國有資本的所有者，即股東所有。在大力發展非公有制經濟的情況下，按照這樣的分配體系進行分配，要實現共同富裕是比較困難的。要改變這種狀況，最根本的辦法就是調整分配對象，提高勞動參與分配的比重。馬克思在分析資本主義的商品生產時，曾把商品價值W分解為C、V和M三個部分，其中，C是轉移的生產資料的價值，V是工人的工資，即勞動力的價格，M是被資本家占有的剩余價值。[14]在傳統的社會主義條件下，由于實行單一的生產資料公有制，勞動力不再是商品，勞動者的工資不再是勞動力的價格，而是勞動者的勞動報酬，M也不再歸資本家所有，而是歸國家，即全體勞動者所有。而在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條件下，這一問題就變得比較復雜了。但不管怎樣，商品的價值在形式上也還是由C、V、M三個部分組成。這里所說的調整分配對象，就是除了稅收（這是馬克思所說的社會扣除的一部分）之外，在剩余的V+M中要提高勞動參與分配的比例。即勞動除了取得工資V,也就是必要產品以外，還要和資本共同參與M，即剩余產品的分配。具體地說，就是在現有的核算體系下，無論是國有經濟還是非國有經濟，凡是有利潤的企業，年終勞動和資本（包括其他生產要素）都要按一定比例進行分紅。至于勞動和資本參與分配的比例可根據具體情況確定。只有這樣的分配辦法，才真正能夠體現按勞分配和按要素分配相結合的基本含義，既更加接近馬克思勞動價值論和按勞分配的基本要求，又符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客觀實際，同時有利于提高勞動者的收入,實現全社會的共同富裕。當前，一些知名民營大企業所實行的職工持股（干股）、期權制、年薪制、年終大獎和年終分紅等就是在企業分配制度方面所進行的有益探索（其中職工干股就是勞動參與剩余產品分配的有效形式），取得的效果總體上看是很好的。當然，要在原有的V+M中提高勞動參與分配的比例，特別是勞動要參與M的分配，就有一個V和M比例關系的科學計算和重新平衡問題，其前提是既要保證國家財力的需要，又要為企業的經濟能力所承受。此外，除了對一次分配進行改革、創新外，還要有二次分配、三次分配的改革、創新與配合。只有這樣，才能逐步建立起符合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要求，有利于促進共同富裕的社會分配制度和分配政策體系。這個問題十分復雜，既涉及相關基本理論問題，又涉及復雜的實踐和具體操作問題，需要進行進一步深入研究。

　　[ 參 考 文 獻 ]

　　[1][3][6][8]習近平.扎實推動共同富裕[J].求是,2021(20).

　　[2]中共中央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11.

　　[4][5]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6.

　　[7]蔣一葦,周紹朋.評我國現行企業勞動制度[N].經濟日報,1992-11-10.

　　[9][法]薩伊.政治經濟學概論[M]. 北京:商務印書館,2020:7

　　[10]季陶達.政治經濟學概論中譯本序言[M]. 北京:商務印書館,2020:7.

　　[11]馬克思.資本論(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6.

　　[12][13]馬克思.哥達綱領批判[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12.

　　[14]周紹朋.試論國家與企業的分配關系[J].經濟管理,198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