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民大學國家治理研究中心主任、公共管理學院教授祁凡驊在《人民論壇》撰文指出：

　　從2015年開始，國務院在強力督查的同時，每年對大督查中發現的地方典型經驗做法予以通報表揚，公共管理學上稱之為“最佳實踐”，逐步形成了一套促進治理創新的中國方案，其背后的治理邏輯有以下幾點：

　　第一，釋放政策信號的柔性工具。中央政府政策信號的釋放有兩種方式：一是用法規、文件明確要求各級政府應該做什么，具體內容詳細，標準明確。例如，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令就是強力政策信號。二是通過設立典范、標桿釋放柔性政策信號。國務院大督查所設立的典型經驗就屬于柔性政策信號。通過七次大督查典型經驗的主題變化，我們可以辨別出關注力度的大小。

　　第二，激勵治理創新。創新有兩種路徑，一是原來不存在的、從無到有的發明創造，可稱之為顛覆性技術創新，也稱為破壞性技術創新；二是在原有基礎上的優化、改進，稱為延續性技術創新。治理領域中的創新也是如此，原本沒有的，比如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屬于中國自己的原創，這就屬于顛覆性創新。而政府機構改革是在原有基礎上的改進、優化，這就是延續性技術創新。無論哪種創新，都會有失敗的風險，都會面臨既得利益者的阻礙。所以，創新既需要內部動力，也需要外部動力。中央政府對各級政府創新實踐的認可就是地方治理創新的外部動力。

　　第三，助推政策擴散。當一個地區采用一種新的政策后，其他地區也效仿實施的過程就是政策擴散。地方政府可能通過兩種方式實現創新：一種是內部決定模型，即當地的政治、經濟與社會現狀和特征決定了該地區的政府創新；另一種是通過區域擴散模型，即臨近地區的政策采納情況會影響本地區對某一政策的采納情況。國務院大督查設立典型經驗，實質上是對這些政策創新的助推。

　　國務院大督查持續設立的最佳實踐，通過非強制性路徑實現了政策趨同，是現代治理的柔性工具。（明仁 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