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提出“深入實施制造強國戰略”，強調要“保持制造業比重基本穩定”，這與“十三五”規劃提出的“服務業比重進一步提高”相比，發生了明顯的改變。這一轉變，是基于對國際國內環境變化和長期發展趨勢的準確判斷，對“十四五”戰略目標的實現具有重要意義。

　　一

　　從世界范圍看，以G7（七國集團）為代表的西方發達國家在經歷了近30年制造業占比快速下降之后，近十多年來尤其是在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之后，制造業占比下降趨勢明顯趨緩，部分國家已出現制造業占比上升態勢。以美國為例，1980—1990、1990—2000、2000—2010三個十年內，美國制造業占比分別下降2.76%、3.73%和2.87%，但2010—2018年期間僅下降0.02%，2017、2018兩年，美國制造業增加值的年度增長率分別達到了2.65%和3.92%，制造業已開始止跌回升。而德國、日本的制造業占比近20年來基本保持穩定，在2010—2018年期間還保持了一定增長。

　　與此同時，在制造業占比從快速下降到逐步趨穩甚至上漲的同時，以G7為代表的西方發達國家在經歷了近30年的服務業占比快速上升之后，近十多年來尤其是在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服務業占比提高趨勢明顯放緩。同樣以美國為例，1980—1990、1990—2000、2000—2010三個十年內，美國服務業占比分別上升5.57%、3.36%和3.37%，但2010—2018年期間僅上升0.88%。

　　在G7國家開始出現制造業止降回穩和服務業止升回穩的同時，以中、印、俄等為代表的金磚國家的制造業和服務業的占比則呈現另一種態勢。1980—1990、1990—2000、2000—2010三個十年，金磚國家服務業占比普遍上升，但在2000—2010年期間開始趨緩，然而在2010—2019年期間，金磚國家服務業占比又再次快速上升。1980—1990、1990—2000、2000—2010三個十年，中國服務業占比分別提高了10.07%、7.41%和4.39%，但2010—2019年期間上升了9.74%。其他金磚國家也基本相似。從制造業占比看，2010—2019年期間，中國制造業占比從31.61%下降到27.17%，下降4.44%。印度下降3.31%，巴西下降3.28%。

　　這即是說，2010年以來，在西方發達國家制造業開始止降回穩甚至回升的同時，中國制造業占比在加速下降；在西方發達國家服務業開始止升回穩甚至下降的同時，中國服務業占比則在加速上升。2019年，中國服務業占GDP比重達到54.5%，比2005年提高了14.2個百分點。而中國的服務業中，高端服務業或生產性服務業占比較低，低效率的低端服務業、房地產與金融業占比過高。

　　二

　　制造業占比在發達國家和新興經濟體的份額變化，是技術變遷以及全球地緣政治態勢變化等多種因素的綜合結果。信息通信技術革命的興起，直接推動了工廠全球化的發展，使制造業可以實現環節的空間拆解，從而使金磚國家等新興經濟體能夠快速融入全球價值鏈和產業鏈，這是全球制造業“南升北降”的主要原因。但在全球制造業份額“南升北降”的過程中，不能忽視如下事實：

　　第一，世界銀行2017年發布的一份報告顯示，高收入國家仍貢獻了全球制造業增加值的大部分，且仍是主要出口國。以美國為例，美國每年生產并運輸超過12萬億磅的實體商品，其出口的70%左右是以制造業成品的形式完成的。與之相比，低收入國家在全球制造業就業中所占的份額高于他們在附加值中所占的份額。

　　第二，發展中國家的“過早去工業化”（即服務業占比提高而制造業占比下降）在某種意義上并非刻意為之，這是勞動密集型和加工貿易型制造業附加值與就業吸納能力同時下降的綜合結果。隨著工業生產自動化和智能化水平的進一步提高，發展中國家勞動力成本優勢大大弱化，使其難以獲得更多制造業份額，這是2010年后許多發達國家制造業份額開始止跌回穩甚至開始上升，而與此同時發展中國家制造業份額開始停滯不前甚至下降的主要原因之一。

　　第三，發達國家的制造業份額下降受多種因素的影響，如發達國家的制造企業將其服務環節剝離從而增大了服務業的份額，傳統統計方式無法體現數字經濟時代服務業和制造業的依存關系等，所有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放大了發達國家制造業的“衰減”。知名智庫曼哈頓研究所近期發布的一份報告顯示，許多被稱為“服務”的工作和經濟活動實際上是“工業”的一部分。在制造業所涉及的經濟和勞動活動中，有相當一部分（大約占20%～50%）按當前的統計口徑被納入了“服務”中。許多制造業工作（包括如操作和維護日益復雜的供應鏈或生產機器的中等技能的工作）并沒有消失，而是在政府統計方法中從制造業“轉移”至了服務業。

　　第四，在制造業份額“南升北降”的過程中，發達國家一直通過鏈主企業、關鍵部件制造技術、核心知識產權和工業標準等多種方式，控制著全球制造業的產業鏈和價值鏈。

　　三

　　長期以來，制造業作為富國的扶梯、發展的引擎，一直受到理論和經驗的雙重檢驗，但隨著現代產業中制造業服務化和服務業制造化的特征日益明顯，制造業作為富國引擎的地位不斷受到質疑，鑒于新型服務業資本密集度和技術密集度不斷上升，并逐步呈現出制造業的規模經濟和效率經濟特征，且可貿易度不斷提升，服務業成為新引擎的呼聲日益高漲。

　　但筆者認為，對于服務業成為新引擎的這類觀點，需要冷靜審視，不宜過度夸大。無可否認，服務業制造化和制造業服務化是數十年來產業特征的典型變化特征，服務業對制造業的價值增值和價值實現的貢獻日益突出。但在注意到服務業份額不斷上升和其制造化特征日益明顯的同時，還應注意到以下現象：首先，在產業關聯性和溢出效應上，服務業仍比制造業弱，作為中間投入的提供者和使用者，制造業與其他行業的互動關聯更加強烈和頻繁，而且與服務業相比，制造業具有更高的就業乘數；其次，雖然制造業在發達國家所占份額不斷下降，但制造業生產率增長仍高于其他行業，制造業始終是占研發投資份額最大的產業，美國制造業企業承擔了私營部門接近70%的研發支出費用；再次，盡管服務業生產率增長和可貿易性不斷提高，但仍未能超越制造業，制造業對整體生產率的提升和貿易平衡仍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最后，制造業的創新和服務業的創新存在重大區別，制造業的創新更多集中于產品創新和工藝創新，而服務業創新更多地集中于市場營銷和組織創新這類“軟創新”，對技術進步而言，制造業的作用更為強大。

　　值得注意的是，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之后，發達國家所倡導的制造業回流戰略，不僅只是為了緩和國內矛盾，如就業和收入兩極分化問題，而且與發達國家對新一輪數字技術的戰略布局密切相關。當前，以人工智能、大數據為代表的新一代數字技術雖然在表現形式上日益數字化、服務化，但卻比互聯網時代更加依賴于制造業基礎，隨著數字技術進入人工智能、云計算和云存儲時代，對專用芯片、數據中心和數據傳輸設備的需求會進一步上升：以美國為例，2020年，美國制造業的云技術利用率在上半年就增長了140%，數據中心的新增建筑面積每年超過了800萬平方英尺，而未來五年，僅人工智能芯片市場就將產生大約350%的爆炸式增長。不僅虛擬的數字來自物理實體，而且分析、存儲和傳輸也依賴于物理實體。

　　中國制造業占比的持續下降，與西方發達國家制造業占比趨穩回升，是一個警示信號，必須高度重視。雖然中國制造業比重下降有一定的客觀性和必然性，如制造業中的非制造環節的不斷分離，形成服務性產業等；但也有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發展不平衡，數字經濟發展過程中生活性服務業領域和智能制造業的發展不平衡等結構性失衡因素，這是導致近年來中國制造業從業人數和資金流入放緩甚至下降的主要原因。長期來看，由于服務業更多地作為制造業的中間投入和終端延伸，出于國內經濟安全穩定的保障，我國不僅必須保持一定的制造業規模以吸收服務業投入，也需要發揮制造業在技術溢出和產業帶動方面的強大作用，尤其是在新一輪數字技術革命中，更需要發揮先進制造業的戰略引領作用。如果任由制造業尤其是先進制造業比重持續萎縮，中國將無法在新一輪技術革命浪潮中搶得先機，失去提升產業鏈和供應鏈地位、鍛造產業鏈和供應鏈強度和韌性、補齊產業鏈和供應鏈斷點和短板的機會。

　　四

　　從中國現有的產業結構上看，保持制造業比重基本穩定是具有可行性的：

　　首先，經過數十年發展，中國已是全世界唯一擁有聯合國產業分類當中全部工業門類的國家，具有完整的制造業供應鏈，在世界500多種主要工業產品當中，有220多種產量全球第一。制造業的規模優勢以及全產業鏈和產業協同優勢明顯，產業間互為市場，使制造業保持一定的基本比重成為可能。

　　其次，雖然發達國家的制造業回流政策有可能繼續，但由于外國企業廠房、設備投資形成的沉淀成本巨大，而中國基礎設施和配套企業的完備性、擁有世界第一的研發技術人員數量，以及龐大且迅速增長的本土市場，仍將對國際制造業投資具有吸引力。

　　再次，中國城鄉之間、經濟發達地區和落后地區之間的協同，傳統制造業的升級改造，制造業升級帶動農業和服務業的效率提升，都蘊含著進一步擴大規模、優化結構和提升效率的可能性，為保持制造業比重基本穩定提供了有利條件；而以5G、特高壓等為代表的新型基礎設施建設，不僅為傳統制造業轉型升級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機遇，也為在較長一段時間里穩定制造業比重提供了壓艙石。

　　最后，中國在高鐵、航天、5G等先進制造業領域已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具備引領制造業高質量發展的技術基礎能力，在人工智能和大數據等新一代數字技術領域，發展也非常迅速，2019年底，我國在人工智能領域的專利申請量已超越美國，排名世界第一。

　　保持制造業比重基本穩定，重點是要將其與提升產業鏈、供應鏈的安全性、穩定性，與提升中國制造業的“質”緊密結合起來，“基本穩定”是約束條件，提升制造業的“質”才是最終目的。因此，無需為保持制造業比重基本穩定設立短期硬期指標，對那些有助于制造業價值增值和價值實現的現代生產性服務業，還應給予大力支持，不必糾結于是否會因此降低制造業的短期比重。

　　在具體政策導向上，第一需要抓重點。在重大基礎設施項目的實施上，有針對性地促進國內企業協同合作；在重大科研攻關問題和關鍵技術領域上，充分發揮舉國體制的優勢；重點領域集中于戰略性新興產業，集中扶持一批有潛力的龍頭企業做強做大。

　　第二是降成本。實施以制造業為重點的減稅降費措施，降低制造業用電、氣、水等的直接成本，鼓勵引導金融機構向制造業傾斜，增加制造業中長期貸款，積極利用資本市場，鼓勵股權投資、債券融資等更多向制造業傾斜。

　　第三是促開放。鼓勵制造業企業面向國際市場參與競爭、開展合作，進一步深化與東亞和東南亞等地理臨近地區的產業鏈合作，加強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產能合作。鼓勵各地區為制造業重大內外資項目開辟綠色通道，簡化落地手續，推動重大項目盡快落地投產。

　　第四是強融合。按照2019年11月十五部委聯合印發的《關于推動先進制造業和現代服務業深度融合發展的實施意見》精神，繼續大力推進融合發展新業態、新模式，開辟和暢通重點行業、重點領域的融合發展新路徑。

　　（作者：楊虎濤，系中國社會科學院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