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知”和“有限理性”都是經濟學的重要概念，但很多人沒有很好地加以區分，而是把兩者混同起來，以為“無知”就是“有限理性”，“有限理性”就是“無知”。其實兩者有著根本的不同。“無知”與新古典經濟學中的“有限理性”概念不是一回事。對兩者的區分也有助于我們準確地理解當下流行的“數字經濟”一詞的含義。

　　“有限理性”假設實際上把人腦簡化為計算機，它假設人已經有了最優的決策程序，最優的目標也已經存在，剩下的只是一個計算能力不足和獲取數據的問題，解決了這個問題，就可以實現最優。

　　這是為什么新古典經濟學者認為，當用大數據或人工智能解決了人的計算能力和數據獲取問題時，便“有可能實現完全理性”。如有人認為大數據有可能使人變得完全理性，從而改變主流經濟學“不完全信息”這一理論基礎，因此“現有的經濟學理論將出現危機而需要創新”。

　　實際上，新古典經濟學的有限理性假設和完全理性假設是沒有根本區別的，因為都不涉及判斷，知識利用和決策的問題，區別僅在于能不能獲得足夠信息，以及獲得信息的成本。因此，大數據對新古典經濟學本身都不會有任何的改變或挑戰。

　　事實上，人面臨的首要問題并不是信息問題或獲取數據的問題，而是如何選擇自己的目標和選擇實現該目的的手段的問題，也就是說，他是無知的，他首先面臨的是一個“知識”問題，而不是一個“信息”問題。那種最優決策只存在于經濟學的想象中，經濟學家也不可能替他做出最優決策。

　　個體在面臨不確定性時，才會出現知識利用問題和發揮企業家才能的問題。但是在有限理性的框架中是沒有不確定性的，也沒有知識利用問題的，個體面臨的只是一個計算能力的問題和獲取信息的問題。

　　“無知性”是內在于人本身的，人的無知性完全不會因為數字技術的使用而消除。人的面對不確定性，他要決策，他只能利用他有限的知識。他可能會犯錯，他要不斷嘗試。經濟的根本問題是如何使個體充分利用其知識，習得新知識的問題，而不是一個假設最優目標已知的情況下，獲取最優信息的問題。

　　比如，現在很熱門的“數字經濟”問題應該放到“無知性”的背景下來討論，而不能放到“有限理性”背景下來討論，還因為“有限理性”把數字經濟問題變成一個純技術問題，認為當技術水平提高了，經濟就發展了，這是錯誤認識，因為這是“一人世界”的經濟學。雖然“經濟”的含義確實是“效率”，但是當我們談論數字經濟的時候，它不應該是指“一人世界”的效率，而是“多人世界”的效率。確實，在“一人世界”中，技術水平提高了，他的效率（生產力）就提高了，但在“多人世界”（市場）中則并非如此。“多人世界”中的效率取決于規則或制度，而不是技術水平的高低。因為規則或制度決定了企業家在多大程度上能夠發揮才能，從而決定分工合作的水平，而分工合作水平直接決定了個體的生活水平。

　　知識問題先于技術問題。當個體認識到數字技術能夠解決他的某個問題時，他才會選擇使用數字技術。或者說，數字技術的使用是第二層面的，它只是作為一種技術被人使用，而不能代替人對目的和手段的選擇。是先有了人的選擇，才有了數字技術的使用，而不是說，數字技術的使用解決了人的選擇問題。目前對“數字經濟”的流行認識似乎把這種關系顛倒過來了。我們知道，“經濟”是因為“人的選擇”才出現的，當人的選擇被排除在外時，也就沒有什么“經濟”或“數字經濟”的問題。

　　由于“有限理性”的理論框架把“多人世界”的問題簡化為“一人世界”的問題，把數字經濟的問題變成一個如何更好地利用數字技術的問題，存在著對“經濟”概念的極大誤解。

　　很多人對“經濟”概念存在誤解，他們錯誤地以為只要多使用數字技術，“經濟”就會好，而事實上經濟的好壞在于企業家能否充分地發揮才能。數字技術是企業家發現利潤機會之后才會被企業家所使用的，它只是一個輔助手段。只有當某種“數字”技術被企業家選擇時，我們才能說它會產生某種“經濟”的效果。因此，數字經濟的“經濟性”只有在“自發”的條件下才成立。（作者系浙江工商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