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人格權單獨成編，至少可以解決幾個關鍵性問題。比如，可以回答人格權與個人信息權的上位法和下位法的次序問題，可以不再依賴于隱私權的路徑，而把涉及隱私與敏感的個人信息權直接作為人格權處理

　　在近日舉辦的2017年大數據合作與合規峰會上，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副主任郭峰透露，最高人民法院有意在民法典的編纂中，提出立法建議，“將人格權單獨成編規定在民法分則中，將對自然人隱私權和個人信息的保護作為人格權的重要內容。”

　　近幾年來，我國正緊鑼密鼓地編纂民法典，按2016年時的構想，民法典由總則和分則組成，分則暫定為合同、物權、侵權、婚姻、繼承等，分則多為身份和財產相關，隱私權、人格權、精神榮譽權、智慧產權等沒在分則，而在總則中概括規定。2016年10月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草案二審稿時，在總則篇中新增了自然人的個人信息受法律保護的規定，提出了“個人信息權”這一基本私權。個人信息權進入總則，是一次實質的立法飛躍。

　　然而，在總則中個人信息權的保護是基于什么法理邏輯的實質問題并沒有得到恰當的回答，出現一個適用法律的問題。其主要原因，在于個人信息的二元性。個人信息，尤其是敏感個人信息，涉及隱私權，是人格權。另一方面，個人信息在互聯網時代又兼具財產屬性，侵犯個人信息，表現為侵犯了個人信息權利人的財產權。以《刑法》（修正案七）為例，出售、非法提供個人信息罪這一刑法保護，指向的是個人信息的財產權，而非隱私權。

　　至今我國民事訴訟中，關于人格權的救濟和財產權的救濟是涇渭分明的。若把個人信息作為財產來起訴，是不可能主張精神賠償的；而若作為人格權來起訴，就無法主張財產損害賠償。個人信息的二元性，導致了“個人信息權”含義重疊與含糊，若只是簡單概括規定于總則，并把個人信息權與人格權、隱私權并列起來，則個人信息權將只剩下財產權這一沒有精神的外殼，顯然是強化對個人信息保護之初衷的落空。

　　因此，有關把人格權單獨成編、列為分則的立法建議之提議，是值得鼓勵的嘗試。把人格權單獨成編，至少可以解決幾個關鍵性問題。比如，可以回答人格權與個人信息權的上位法和下位法的次序問題，可以不再依賴于隱私權的路徑，而把涉及隱私與敏感的個人信息權直接作為人格權處理。而作為財產屬性的個人信息，則可以在分則“物權篇”進一步落實與確認，這對保護個人信息是相當有利的。

　　個人信息權是不同于傳統隱私權的新移動網絡技術條件下的產物，它是個發展的概念。個人信息權的保護既不可能沿用傳統的隱私權保護方式，也不可能在一部新的法律中獲得全面的規定，需要持續更新換代。而一旦入了民法典，民法典修法的滯后性與長周期性，將會拖累對個人信息保護的更新步伐。一個更為理想的狀態是，個人信息權既入民法典，也出民法典，單獨立法，從而使其更好地與時俱進。

　　（作者系西南政法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