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致嚴重人員傷亡的拉斯維加斯槍擊案，再次使美國的控槍難問題成為輿論關注的焦點。美國槍擊案頻發跟不能有效控槍直接相關。一般認為，控槍難是因為美國的持槍文化。這種看法顯然是還沒深刻認識美國。事實上，控槍難更多的是因美國在某種意義上還是一個“封建制社會”。

　　很多人一定認為這簡直是兒戲之言：落后的封建制怎么能和如此先進的美國聯系在一起？先別激動。美國這個國家確實在某些方面還帶有無法抹除的封建制特征。美國標榜自己為“法治主義”國家，而不可動搖的法治主義即法治至上，其實就是前現代或封建制社會的根本特征之一。亨廷頓50年前說美國是一個“都鐸式政體”，就是說美國政體具有某種封建制性質。只是這一定性一直未被重視,亨廷頓不能被理解，以至于美國式法治和政治一直讓很多人無比神往。

　　美國憲法是獨立戰爭之后各個“邦主”(也可稱為“幫主”)即事實上的封建領主或特朗普總統所說的奴隸主(當時美國經濟制度是奴隸制)談判的結果。在獨立戰爭之前的將近兩百年時間里，一幫受英國封建制王權欺壓的前現代社會的英國人，跑到北美新大陸建立了最初的13個州，實行所謂的地方自治，奉行封建制社會的習慣法或所謂自然法，強調法律高于一切、不可觸犯而且很難修改。這一點很像中國過去的“法祖宗之法”，帶有前現代社會或封建制社會的典型特征。

　　美國憲法進一步強化了法律的不可觸動性或“法治至上”原則。美國憲法規定，修憲需要經過2/3州和2/3國會議員的同意。我們知道，美國憲法的核心之一就是保護私有財產。作為立法者的美國建國之父們似乎很有先見之明，即使到了遠離奴隸制的大眾政治時代，大眾依然不可能組成一個整體而達成2/3絕對多數，進而修改這部形成于奴隸制時代的保護私有財產權的所謂“憲法”。而美國公民擁槍的權利就來自這個憲法。

　　從最初13個州依據所謂習慣法的地方自治，到后來難于修改的聯邦憲法，都是前現代社會或封建制社會的集中表現。

　　作為對照，現代社會的特征是什么呢？以土地制度為代表的財產權制度，可以說是衡量傳統與現代的最好指標之一，因為土地制度最為古老。實行世襲制土地制度的國家，就帶有前現代社會的特征;實行土地改革或土地革命的國家，基本都進化成了具有現代性和平等性的國家。

　　某種意義上講，土地改革乃至土地制度的革命就是一種“變法”，而變法必然需要一個強有力的政權。因此，強政府和變法很多時候就成了現代性社會的象征。現代化既是一個全球化進程，也是一個國家比賽的游戲。在這個過程中，如果沒有強政權推動的變法，很多長期實行封建制、部落制的國家在生存上會更加困難。當然，美國情況比較特殊，所謂的“美國例外論”在于它地廣人稀，最一開始又主要是是信奉基督新教的盎格魯-撒克遜人的同質性民族(對印第安人實行種族清洗之后)，因此可以若干自治性封建體聯合的形式存在。但當聯合自治觸碰到根本利益即財產權時，這種自治很難繼續維持，最典型的案例就是控槍難題。

　　近些年來，美國槍擊案接連不斷，而且惡性程度還有所加劇。2012年康涅狄格州桑迪·胡克小學槍擊案造成28人喪生，其中20人是兒童。桑迪·胡克小學案之后的98天，美國幾乎每天都有槍擊案發生，共造成至少2243人死亡。2016年奧蘭多槍擊案死亡49人，傷44人;不久前發生的拉斯維加斯槍擊案再創新高，致死59人，傷500多人，相當于一場中型戰爭的傷亡規模。每次“大屠殺”后，美國從總統到坊間無不悲痛欲絕，控槍的聲浪一浪高過一浪。歷次民調也都顯示，最少80%、最高95%的民意都強烈要求控槍。但最終卻總是民意如空氣，每次都不了了之，惡性槍擊案成為一種常態，說好的尊重民意的“民主”哪里去了？換個角度觀之，我們甚至可以說，人人可持槍的美國事實上已處于一種“準內戰”的狀態。

　　一些以浪漫化視角看待美國的人認為，老百姓作惡并不必然意味著政府作惡。言外之意，美國政府是好的，作惡者在民間。這種認識與其說是“啟蒙”的，不如說是被“蒙蔽”的。他們應該明白，槍支泛濫之惡不但是民間之惡，更是國家之惡、政府之惡。一個國家政權不能保證百姓生命安全而使后者經常處于危險之中，這難道不是一種“惡政”嗎？如果政府為了保護百姓想修憲卻做不到，則意味著政府已陷于一種惡政之網，只能看著惡政惡性循環。這種惡政的根源，就在于美國政治制度中的那些封建制因素。在器物層面，美國無疑是世界上最現代化的國家之一;在法律性的制度層面，美國卻還帶著無法抹去的封建制痕跡;在精神層面，美國到處揮舞的“普世價值”意味著它依然奉行中世紀的“十字軍東征”。美國到底是一個什么樣的國家？答案應該是一個十足的矛盾混合體。

　　當曾被視為優越的制度不能與時俱進而成為前進的枷鎖時，這種制度就意味著“政治衰朽”。“政治衰朽”曾是50年前美國著名政治學家亨廷頓為形容發展中國家政治而創造的名詞，如今卻被其學生弗朗西斯·福山用來形容美國的政治制度，斷言美國已處于“政治衰朽”之中，因為美國已經成為“否決型政體”，難以有所作為。一個很典型的例子，就是它難以“變法”控槍而保護百姓的生命安全。(作者是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