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知道，在一種新藥進入許可和生產審批前，會有幾個關鍵環節，即基礎試驗、動物試驗、人體臨床試驗。作為新藥上市前的最后一關，臨床試驗至關重要。不過，最近有媒體報道，全國大約有50萬試藥者，其中很多是職業試藥人，多數又涉及數據造假。

　　盡管以人試藥飽受爭議，但仍然不可或缺。為招募試藥人，高報酬少不了，比如說5天得5000元，7天可得8000元。不過，奔著高回報，也催生了“職業試藥人”，但其職業化的程度令人側目：比如密集試藥，隱瞞病史，用白醋干擾尿檢、用藥物隱瞞飲酒，還有的用假身份證，共用尿液過檢……正所謂無所不用其極。不過花樣再多、手段再高明，理論上也不應該順利過關，畢竟試藥核心目標就在于試驗的精密性、數據的精確化。然而揆諸現實，數據造假不僅有可能成功，而且還具有相當大的成功率。

　　據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總局公布的相關數據，因臨床試驗數據不真實、不完整等問題，國家食藥監總局不予批準的、藥企自查申請撤回的藥品注冊申請高達1184個，占要求自查核查的1622個藥物臨床試驗總數的73%。若扣除165個免臨床項目，這個比例則高達81%。可以說，81%的數字相當觸目驚心，因為它們一旦能夠通過最后審批環節，將意味著直接打入市場和消費者面對面，個中風險不言而喻。

　　如果造假的源頭在試藥人，那么遏制造假的關卡，應該在藥企、醫院。按理說，它們有足夠的動力反對造假。按照《藥物臨床試驗管理規范》中的規定，藥企屬于“申辦人”，醫院方面則派出“研究者”，如果數據不準確，就意味著被打回重做，誰又想做“無用功”？秘訣正在實際操作中。由于受傳統管理辦法的影響，我國的新藥審批通常是“嚴進寬出”，即只要獲準進入臨床試驗階段，最終絕大多數都能獲得許可證書。這意味著，數據的準確與否，其實可以讓位于時間的優先性。

　　按照既定流程，如果臨床資料齊全，藥企可以在3個月內將材料報到藥品審評中心，5個月后可以通過生產審批。問題又回來了——想要更快做完臨床試驗的前提，是要加快縮短招募試藥人的流程。盡管試藥回報巨大，但試藥人并非那么好招募。從普通人變成試藥“小白鼠”，需要一定的心理轉變過程，因此試藥者很多都是老手，他們并沒有普通人的顧慮，反而覺得多多益善。正因如此，這條產業鏈上催生了“臨床試驗代理機構”，是謂招募試藥人的中介機構；近年來流行的“海外試藥”，就是指一些發達國家從發展中國家招募試藥人。在某種程度上，從海外招募試藥人和招募職業人選的性質有所相似，就是想方設法壓縮臨床試驗的時間。

　　有觀點認為，職業試藥者花樣繁多、防不勝防，作為“研究者”的院方無能為力。真實情況并非如此，如果試藥數據的準確性被重度強調，很多造假者第一時間就能被體檢篩選出。從《藥物臨床試驗管理規范》看，并沒有對“申辦者”“研究者”提出具體的責任追究方法。雖然規范提出“監察員”這樣的監督角色，但這個“監察員”也由藥企所設，并不能起到真實的監督作用。因此，如果臨床試驗到審批許可是“嚴進寬出”，而沒有人為數據造假承擔責任，那么數據造假就有相當多的理由存續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