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5月,浙江溫州交警首創微信“智能隨手拍我要舉報”系統,市民可以隨時隨地用手機、行車記錄儀舉報各類交通違法,系統可以自動識別舉報拍攝時間、地點、車牌,舉報成功的市民可通過抽獎獲得行車記錄儀、微信現金紅包、流量等獎勵。目前平均每天接受群眾舉報一千多起,共已接收到各類舉報二十余萬起,作為違法證據錄入處罰十七萬余起(12月15日《浙江日報》)。

　　溫州交警通過微信“智能隨手拍我要舉報”系統,營造了“人人都是參與者、人人都是管理者、人人都是監督者”圍堵違停行為的氛圍。之所以能達到如此效果,一方面,這對市民而言是舉手之勞,依靠自有的手機或行車記錄儀可完成拍照取證,通過微信發送即可完成舉報；另一方面,舉報者將“違停舉報宣傳告知單”放在違停車輛上,履行了法律告知義務；再者,軟件自動識別系統減輕了人工甄別舉報信息的工作量,提高了甄別效率。

　　其實,實施交通違法隨手拍這一舉措,溫州交警并非首創。如山東濰坊自今年10月14日也開展了交通違法隨手拍活動,市民舉報信息涉及機動車插隊加塞、亂停亂放和不按規定變更車道等交通違法行為,交警對這些舉報信息篩選確認后再分批次集中曝光,依據標準擇優對前50名舉報者予以現金獎勵。早在2011年,深圳交警就推出交通違法隨手拍,開通網上受理和窗口受理兩個渠道,并要求舉報時限為違法行為發生之時72小時內,并經交警受理舉報后的72小時內審核無誤后被錄入系統執行處罰,這意味著深圳市民舉報的信息可作為交警處罰的依據。但一般交通違法行為的舉報則沒有獎勵,只有部分嚴重違法行為以及交通逃逸的重大舉報查實查處的,當事人可獲得一百元至兩萬元不等的獎金。

　　從媒體公開報道的各地做法可見,交通違法隨手拍從舉報范圍、對違法行為的處罰以及對舉報者的獎勵等方面都大相徑庭。在警力有限而信息技術日趨成熟的當下,借助交通違法隨手拍這一舉措,等于增加了無數警力或監控探頭,讓機動車駕駛者時時處處受監督、不敢抱僥幸。

　　從現實情況看,不少地方也都在試行這一舉措,為把其管理效應發揮到最佳,確有必要將其上升到頂層設計的高度,制定國家標準,防止隨手拍變成隨意拍。其一,應準確界定隨手拍的范疇,是局限于部分交通違法行為,還是針對所有的交通違法行為,多長時間內舉報有效等,應有明確的標準,讓市民監督更有針對性。其二,應明確隨手拍舉報甄別及反饋程序,不管是依靠軟件系統自動識別還是人工識別,都應有具體的認定標準,既不能放過任何一個交通違法行為,也不能因為錯誤識別造成不良后果,更不能讓別有用心者偽造照片達到陷害他人的目的。尤其是自7月1日起,有“十大類”交通違法行為的中共黨員或國家工作人員,還將通報紀檢監察機關,對此必須慎之又慎。甄別完成后,應及時將結果告知舉報人。其三,應明確隨手拍的證據效力,是否可以作為交警處罰的依據,如可作為處罰依據,向違法行為人的告知義務該由誰來完成,以及違法行為人的復議申請權也應予以保障。其四,應明確對舉報成功的市民的獎勵方式和標準,并將此納入必要的財政預算開支予以保障,將其作為一項長效激勵機制,充分發動社會力量參與到交通秩序管理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