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1999年委內瑞拉總統查韋斯上臺為標志，拉美左翼東山再起成為該地區政治舞臺上的一大景觀。但這位引起頗多爭議的領導人在2013年因病去世后卻留下一大堆政治經濟問題。隨后，委內瑞拉執政的統一社會主義黨在2015年全國代表大會(議會)選舉中被右翼的反對黨聯盟擊敗。在那之前不久，阿根廷左翼執政聯盟“勝利陣線”候選人丹尼爾·肖利在總統選舉中落敗，反對派候選人、中偏右“變革”聯盟領導人馬克里勝出。2016年2月22日舉行的玻利維亞全民公決中，超過50%選民否決了國會通過的憲法修正案，總統莫拉萊斯將不能再參加2019年競選。2016年4月和5月，巴西眾參兩院先后通過彈劾羅塞夫總統的議案，羅塞夫隨即被停職。

　　雖然這些事件并不意味著拉美左翼壽終正寢，但拉美左翼東山再起的勢頭確已不復存在，拉美政治開始走向“后查韋斯”時代。這種形勢轉變無疑與美國長期以來對左翼政治家當政的拉美國家的不滿和敵意有關，美國打擊和敵視拉美左翼力量是公開的秘密。但“蒼蠅不叮無縫的蛋”，當下拉美左翼陷入困境的主要原因還是來自內部，比如經濟形勢惡化、政黨政治欠完善、腐敗問題嚴重和社會矛盾加劇等問題叢生、積重難返。

　　拉美左翼的特點之一是反美。比如在委內瑞拉、巴西和阿根廷等國抵制下，美國在2005年元旦建成美洲自由貿易區的構想終成一枕黃粱。當時就有國際媒體認為，隨著拉美左翼的東山再起，西半球出現了一個“反美軸心”和“兩個拉美”(即一個反美的拉美和一個親美的拉美)。還有一些美國人認為，中國與拉美的左翼在意識形態上有著顯而易見的親近性。而冷戰后美國對拉美的“冷落”和“疏忽”，無意中在拉美造成了“真空”，結果使中國“趁虛而入”打入了“美國后院”。

　　筆者認為這種觀點值得商榷。首先，雖然最近十多年來中國與拉美國家關系快速發展。但雙方關系的動力是基于互補雙贏而非意識形態。中拉關系的快速發展與拉美左翼的東山再起完全是時間上的巧合。換而言之，即便拉美左翼沒有東山再起，中拉關系也會穩步推進。反過來講，中拉關系的發展也不是促成拉美左翼東山再起的原因。

　　其次，盡管目前中拉關系可以說是處于歷史最佳時期，但決不能說我們已把“美國的后院”變成了“中國的后院”。事實上，在奧巴馬入主白宮后，美國與拉美國家的關系已經有所改善。在“后查韋斯”時代，尤其是美國與古巴關系得到改善后，拉美“反美軸心”的凝聚力已被削弱。無論誰在今年美國大選勝出，美國對拉美的政策都不會發生根本性變化，而會延續奧巴馬政府的基調，即在政治上鞏固拉美民主進程，在經濟上繼續推進自由貿易。盡管拉美國家不會唯美國馬首是瞻，美國也不能在拉美為所欲為，畢竟拉美的外交獨立性還在不斷上升，但無論從地緣政治角度還是從美國的拉美政策等方面考慮，拉美是“美國的后院”這一事實恐怕都難改變。

　　美國自身也會繼續將拉美視作“后院”，這種戰略定位背后除了不可改變的地理位置因素之外，還與以下因素有關：

　　首先，拉美地大物博，美國需要的大量資源都從拉美進口。同時，拉美是一個擁有近4.8萬億美元國內生產總值和5億多人口的大市場。美國每7美元出口收入中就有1美元來自拉美。

　　其次，美國的拉美裔已成為影響美國政治的一支重要力量。在每次總統選舉和國會選舉中，拉美裔都是競選人大力拉攏的對象。

　　第三，非法移民問題尚未得到解決。美國的非法移民在1200萬至2000萬之間，其中相當一部分來自拉美。長期以來，非法移民一直是美拉關系中的棘手問題。還有毒品問題仍對美國社會構成威脅。在通過墨西哥和加勒比海進入美國的毒品中，哥倫比亞、秘魯和玻利維亞等安第斯國家生產的可卡因占85%。毫無疑問，為了解決這些問題，美國必須得到拉美國家配合。

　　第四，美國的“反恐”斗爭需得到拉美支持。雖然拉美不是美國反恐斗爭的“前沿陣地”，但因拉美在地理上鄰近美國，因此美國不會輕視這樣一種可能，即其他地區的恐怖組織通過拉美向美國發動攻擊。

　　總之，雖然冷戰結束后美國全球戰略發生重大變化，美國對拉美關注度有所下降，但它絕不會忽視拉美，別人也不可能真正占據這個“美國后院”。(作者是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中國拉丁美洲學會副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