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國新常態和增長減速的直接導因是全球經濟復蘇遲滯，內因則是國內發展環境深刻變化，一是支撐高速增長的比較優勢大幅遞減，發展成本上升同投入產出水平提高極不對稱，二是傳統產業和房地產投資相對飽和，發展需求的粗放式、外延式空間大大縮小。增長減速和新常態的另一重要原因是宏觀思路主動調整，政府積極理性試錯。2015年實現增長7%左右難度不小，但未來15-20年中國經濟增長不會越走越低。

　　［關鍵詞］新常態新思維；增長減速機理；政府理性試錯；未來增長趨勢

　　［中圖分類號］F120.4［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8-9314(2015)02-0027-08［收稿日期］2015-04-02

　　［作者簡介］韓康，第十二屆全國政協委員，中國公共經濟研究會會長，國家行政學院原副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

　　新常態已經成為當下中國經濟最熱門話題。2015年中央政府公布預期增長指標7%左右后，討論還在深入。這個7%能不能把連續10季度的增長減速穩住？7%左右的增長定位合理嗎？為什么會出現經濟新常態和增長減速？經濟新常態下GDP增速會越走越低嗎？經濟新常態下穩增長與調結構何者為重心？把這些問題真正搞清楚并不容易，進行深入研究與思考很有必要。

　　一、新常態和增長減速的直接導因

　　是全球經濟復蘇遲滯中國經濟新常態的出現和增長減速，直接推動是外因而不是內因。2009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全球經濟嚴重衰退，2010年出現了短暫回升，但時至今日還沒有真正走出蕭條。全球學界和經濟界對這場金融危機的認識雖有不同見解，但有一點具有高度共識，都認為這是20個世紀30年代大危機后，全球經濟經歷的時間最為漫長、過程最為曲折的復蘇過程。

　　美國雖然遭受金融危機嚴重打擊，但復蘇成績在發達國家中最搶眼，2014年第三季度增長5.0%，是2003年以來的季度最高水平，2015年1月的失業率已降至5.7%，\[1\]遠超出美聯儲2009年設定的調控目標6.5%，道瓊指突破18000點的歷史空前高點……。這里固然有美國經濟的基礎性因素，有油頁巖技術創新帶來的巨大紅利，但很重要一條，是美聯儲把全球最硬通貨——美元的效能發揮到極致，采用大規模發債和零利率的量寬政策。這說明美國經濟的復蘇高度依賴大量發債支撐。盡管2014年10月已全部停止購債，但能否在2015年中期加息，利率恢復中性，美聯儲至今態度曖昧，對增長前景并不樂觀。從現在起到2015年中期，對美國經濟非常關鍵，因為只有在利率水平恢復正常后，才能驗證美國經濟是真的復蘇還是假復蘇，或者是半復蘇。

　　歐盟和歐元區的復蘇過程特別曲折、多變，金融危機后的2012年和2013年都是負增長，分別為-0.7%和-0.5%，2014年僅為0.8%，是典型的微弱增長。歐盟和歐元區的失業率6年來居高不下，直到2015年1月仍高達11.3%，25歲以下年輕人的失業率則高達23.3%，2014年的通脹率只有0.3%。\[2\]已有人提出歐元區處在6年來第三次衰退的邊緣。歐盟和歐元區經濟的最大難題，是為低增長、高福利的發展找出路，緊縮和量寬都有難度。歐洲福利制度自有其背景、歷史和卓越發展成績，但每個政黨都把福利當作競選和執政的手段，政治目的和社會福利扭曲嫁接，福利總量增長和經濟增長發生供求矛盾，短期可以靠公共赤字彌補，遇到全球金融危機，矛盾大暴露，就再也撐不下去了。要真正解決問題，就要動結構，進行財政制度、福利制度甚至政治制度的調整與改革，這有很大風險，所有歐盟政治家都不愿動真格的，歐盟和歐元區經濟要真正走出困境，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特別值得關注的是，曾經作為拉動全球經濟增長火車頭的新興經濟體國家，90%以上都面臨經濟下滑和結構難題，根據國際貨幣組織IMF的分析預測，2015-2020年，新興經濟體國家的增長率將從4.6%降為4.3%，2021-2025年將進一步下降到3.2%。\[3\]

　　美國、歐元區和新興經濟體國家的案例表明，2009年爆發的國際金融危機，其廣泛、深刻的影響還遠未過去。全球一些重要智庫對未來一兩年的增長趨勢都不樂觀，國際學界有人提出“全球經濟可能進入10年衰退”的觀點，越來越受到重視。

　　國際金融危機對中國經濟的影響是很大、很深刻的。

　　金融危機對中國經濟最大影響之一：出口、投資、消費三駕馬車的增長格局完全改變；外需市場萎縮對內需市場產生剛性擠壓。

　　中國外貿出口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后進入高增長階段，出口導向對國民經濟的驅動力不斷強化，進入2000年特別是加入WTO后，出口增長勢頭更猛。2000年到金融危機前的2008年，即使算上2001年美國經濟衰退的嚴重影響，出口年均增長也高達25.4%，同期投資和消費的年均增長分別為21.6%和13.2%，出口成為宏觀經濟三駕馬車中增長力度最強的部門，2003和2004年分別創造了年增率37%和35%的超高紀錄。\[4\]

　　2008年四季度爆發國際金融危機，這個宏觀增長格局完全改變了。 2009年，外貿出口從持續高增長大幅下滑至-16%，2009年凈出口拉動GDP增長為-3.9%，增長貢獻率為-44.8%。\[5\]2009到2014年，從出口、投資、消費的增長曲線可以明顯看到，投資和消費的增長雖然穩中有降，但總體趨勢平穩，只有出口增長一直大起大落，是三駕馬車中最弱勢、最不確定因素。2009年以來的出口增長失速，是中國經濟新常態和宏觀增長減速的直接導因，外因突變引動內因改變。

　　（數據來源：國家統計局網站http://www.stats.gov.cn）

　　出口部門從強勢增長變為弱勢增長，出口導向發生逆轉，對整個國內經濟運行產生重大影響。20世紀90年代中期后，制造業和一些資源行業，內需市場和外需市場緊密結合、相互補充、共同發展，在金融危機后，情況完全改變。以鋼鐵行業為例，中國鋼材產能超過10萬噸左右（包括粗鋼4.8億噸左右），原本的市場規模預期和設計，絕不僅僅是國內市場，而是放眼全球鋼材市場的——當然主要是新興市場國家和不發達國家。在金融危機前的10-15年左右時間里，一些新興市場國家經濟快速發展，對鋼材需求量極大，大大激勵了國內產能擴張沖動。2009年后，新興市場國家整體疲軟，鋼材外需市場大幅萎縮，內需市場又早就產能過剩，兩頭擠壓，結構問題爆發。

　　國際金融危機對中國經濟最大影響之二：4萬億投資有效抑制了經濟急速下滑，也最終把產能過剩和房地產虛漲的矛盾捅破了。

　　2008年底爆發金融危機，對全球市場國家的政府都是嚴峻考驗，中國也不例外。2009年第一季度，中國出現了過山車式的增長下滑，從2008年四季度的9%下降到2009年一季度的6.1%，按此下降幅度，三個季度后就很可能零增長甚至負增長（大多數市場國家都難逃此劫）。為了遏制下滑勢頭，中央政府啟動刺激總需求的一攬子調控政策，其中有兩個撒手锏，一個是4萬億中央財政投入，一個是新增信貸9.7萬億，核心是4萬億投入。應該說，4萬億投入很有成效，功不可沒，經濟增長在2009年二、三、四季度就分別回升為7.9%、9.1%和10.7%。在當時全球經濟一片慘淡之下，中國創造了一個復蘇奇跡。

　　但是，4萬億投資的調控政策也付出了巨大代價。中央4萬億投資的實施過程非常急迫，省略了可行性研究，只要能迅速拉動GDP增長的項目都可入圍，各地政府乘勢大上項目、大鋪攤子。中央財政投入4萬億，再加上地方政府配套投入18萬億，這個空前規模的政府投入22萬億，積極地推動了高鐵、高速公路等社會公共設施建設，但同時也把鋼鐵、電解鋁、水泥、光伏等一批本來就產能過剩的產業部門，搞得供求矛盾非常嚴重了。

　　同時，新增信貸9.7萬億也是空前規模的貨幣量寬政策。為了匹配4萬億投資，2009年下半年廣義貨幣M2連續6個月增長高達28-29%左右。這么多資金到哪里去了？中央政府的預設目標是實體經濟，但實際貨幣流動過程非常復雜，在相當一段時間里，大量信貸資金流到債券市場，把股市幾乎炒爆，更糟糕的是大規模信貸資金流向房地產，把大城市房價吵得天翻地覆，成為這一輪高房價和房地產泡沫積聚的重要原因。

　　二、經濟新常態和增長減速的內因

　　是發展環境深刻變化經濟新常態和增長減速的內因，是國內發展環境的深刻變化。1978年，中國人口9.63億，GDP總量只有1350.1億美元，人均GDP 140.26美元，國家財政收入419.36億美元。\[6\]2014年，GDP總量超過10.4萬億美元，翻了77.04倍，成為僅次于美國的全球第二大經濟體。這個規模發生了歷史巨變的國家經濟體，發展環境也發生了非常深刻的變化，進入新的發展階段。從總體看，中國工業化、城市化已進入中后期發展階段，這個階段有兩個重要特征：一是支撐高速增長的比較優勢大幅遞減；二是傳統產業和房地產投資相對飽和。

　　1.支撐高速增長的比較優勢大幅遞減，發展成本上升同投入產出水平提高極不對稱

　　中國經濟持續高速增長的比較優勢，是人工成本低廉便宜、資源環境低償耗費、土地資源大量提供，概括起來是三個紅利：人工紅利、資源紅利和土地紅利，現在這三個紅利已大幅遞減，接近拐點了。

　　人工成本優勢主要依仗農村剩余勞動力大量供給，到2006年底，全國70% 以上農村家庭已沒有青壯年勞動力可持續供給勞動力市場。2012年，中國勞動力社會供給總量出現凈減少，當年供給總量減少340萬人。美國一家研究機構分析，2004-2013年，中國制造業人工成本年均增速11%，美國為2.5%，中國制造業小時人工成本3美元，美國36美元，但后者在高端制造業領域的勞動生產率是中國20倍以上，中、美兩國制造業的成本差距到2020年將基本消失。根據各方面預測，目前我國45種最重要的戰略性礦產資源中，2010年保證需求的已剩23種，2020年將只剩6種，那時保持經濟增長所需要的礦產資源必須依靠大量外匯購買。國內土地成本也早已大幅上升，僅以2011年同2009年相比，土地出讓金總收入增加了19201.48億，增長率137.50%，但征地拆遷補償增加了18449.39億，增長率為365.13%。

　　當前中國經濟發展一個特別棘手的問題，就是生態環境的天花板。從各方面綜合分析，發展正面臨自然承受力和社會承受力的雙重臨界點。（1）中國碳排放2011年占全球比例28%，排位第一；（2）中國已進入水資源紅色預警，全年缺水500多立方米，缺口超過8%，地下水已占總供水量18%，北方地區的65%生活用水，50%工業用水，33%農業用水來自地下水，河北74.5%靠地下水，有些地下水采到化石含水層；（3）還有大量沒有揭露出來的深層次隱性污染，例如國內最大水污染源不是工業而是農業，根據第一次中國污染普查公告，在全國水污染總量中，農業氮、磷排放分別占57.2%和67.4%。

　　2015年國家正式頒布《生態保護法》是一個重要標志，中央政府將實施一系列最嚴格的生態環境保護措施，中國經濟增長的“生態環境付費期”開始了。

　　以上揭示中國經濟比較優勢大幅遞減，發展成本大幅上升，并不是可持續發展的不可解矛盾，關鍵問題在于，發展成本大幅上升，同在發展過程中投入產出水平的提高，很不對稱。僅以2012年國內31個省市自治區的萬元地區生產總值電耗為例，雖然統計上有17個電耗下降，12個電耗上升，1個不變，但進一步細察就會發現，17個電耗下降非常微弱，其中5個下降僅0.1-0.6%，7個下降1.5-3.9%，只有4個下降大于4%，而電耗上升的幅度很大，其中2個上升15-18%，4個上升4-6.8%，占上升比重50%。\[7\]

　　2.傳統產業和房地產投資相對飽和，發展需求的粗放式、外延式空間大大縮小

　　長期以來，中國經濟增長是投資拉動模式，這個判定應無貶義。以出口、投資、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計算, 從2000年到2012年，資本形成的平均貢獻率為49.62%，最終消費和凈出口分別為46.28%和4.1%。\[8\]在投資比例中，第一大戶是制造業，第二是房地產，2003-2012年制造業年均投資比例為31.0%，房地產為23.7%，兩者相加為54.7%。\[9\]在大規模工業化、城市化的發展高潮時期，制造業和房地產的投資增長特別迅速，成為經濟高增長的兩個主要支撐。現在，問題出來了。

　　第一，制造業產能持續、大規模過剩，既有市場運行方面的原因，也有深層次的問題——產業結構性供給飽和。

　　關于國內產能過剩情況，各方面統計口徑并不一致，根據2013年初各行業協會的產能過剩統計：不銹鋼60%、電解鋁35%、水泥28%、光伏95%、玻璃93%、農藥60%、汽車12%。一般講，產能過剩是一種自然市場現象，行業或產業的產能供求矛盾經常發生，但如果出現持續長久的大規模產能過剩，這種產能過剩又嚴重影響宏觀經濟正常運行，那就是嚴重問題了。國內有學者提出中國進入了過剩經濟時期，這個觀點值得重視。

　　為什么出現如此大規模的產能過剩？從經濟運行的視角看，首先是經濟主體對市場周期錯判，這不是經濟學講的大周期和中周期，而是較短時間的市場生產、銷售周期。很多行業對市場繁榮的預期值過高，結果大規模擴張成為大規模過剩；第二是政府推手的作用，政府對資源配置強勢干預導致產能過剩，有人稱為體制性產能過剩，是具有中國特色的產能過剩；第三是4萬億投資的產能過剩驟變效應；第四是外需市場的擠壓。后兩個問題已在前面討論過。

　　從中長期發展視角看，當前出現的大規模產能過剩，可能還有更深層次的問題——產業結構性供求飽和。以鋼鐵行業為例，很多過剩產品（線材和板材），無論用于制造業還是房地產，質量都很難滿足新的需求，沒有競爭力了，但大量資金、設備、資源已經投入進去，產能大量形成，怎么辦？這種情況反映了我國很多領域的產業技術水平、整體工藝水平和投入產出水平，已經大大落后發展需求了，不僅短期價格走低，利潤低微，可能長期也賣不動。

　　第二，房地產出現比較嚴重的泡沫化傾向，市場原因是資本過度炒作推高房價、擴大行業虛漲，發展原因則是供給相對飽和。

　　房地產是中國城市化發展的強大杠桿行業，隨著發展階段和發展環境變化，房地產的發展態勢和發展強度也在微妙變化。2014年，政府權威機構第一次正式公布當年國內商品房待售超過6億平米，這就把多年來爭論不休的空置房問題，徹底公開化了。

　　這里有三個調研材料值得關注：（1）西南財經大學中國家庭金融調查與研究中心報告，我國城鎮家庭自有住房空置率高達22.4%，約沉淀4.2萬億資金；在經營工商業家庭中，29.9%的家庭擁有多套住房，比非工商業經營家庭多套住房擁有率高10.6%。（2）根據企業資本聯盟研究顯示，全國城鎮商品房存量已超過240億平方米，空置住房總量6800萬套。（3）根據國家電網2010年的數據，660多個城市連續6個月以上電表讀數為零的空置房6540萬套。這三個分析數據來自不同的獨立調研，準確性尚待探討，但結論如此接近，應該不算巧合吧。

　　國內空置房居高不下，是一個長期積累的結果，深層發展原因就是房屋供給相對飽和。

　　一是供給有支付能力人群的房屋相對飽和。簡單講，就是相對于社會平均收入水平，高價和中高價房的供給相對飽和。以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的房市為例，高價房和中高價房的利潤空間極大，房地產商趨之若鶩，投資大量集中于此。主要購買對象是高收入和中高收入人群，以及中等收入群中的偏高階層。在社會收入分化和貧富差別巨大的情況下，這個有支付能力的人群確實有巨大購買能力，加之資本炒作大力推動下，常常出現樓盤供不應求，廠商再更大規模投入、建房……。但是，在社會收入的五類人群中，高收入、中高收入和中等收入偏高階層的人群，住房消費總量和購買力總量是有限的，在大規模發展擴張幾十年后，供求積累矛盾開始顯現，盈利曲線走低，最好的日子已經過去了，如果貨幣信貸環境再收緊一點，情況就更不樂觀。

　　二是國內區域性商品房供給相對飽和，這里主要指二、三、四線城市的商品房供給相對飽和。為什么國內空置房大量集中在這里呢？因為房地產商有著同樣偏好，總是最優先選擇高價房和中高價房（地區性的高價房和中高價房），但中小城市高收入、中高收入和中等偏上階層的人群總量更加有限，住房消費總量和房屋購買力總量也更加有限，在城市擴張高潮過去之后，供求矛盾更大，空置房的攤子也更難收拾。

　　房地產出現比較嚴重的泡沫化傾向，市場因素是資本過度炒作。 我一直有這樣的看法，在相當一段時間內，國內房地產的繁榮和高房價攀升，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基于使用需求的購買支撐，而是高度依賴貨幣流動性充裕和大規模資本炒作。已有國內學者做出研究，從1990年到2013年的24年中，貨幣增長、經濟增長和消費物價的漲幅，出現高度不一致性，廣義貨幣M2的平均漲幅高達21.0%，GDP為9.9%，消費物價4.6%，商品房價10.7%。\[10\]這么高的貨幣增長到哪里去了？顯然同貨幣漲幅最接近的是房價漲幅，之后是GDP漲幅，再后才是物價漲幅， 依靠充裕的貨幣流動性和資本運作支撐起來的房屋購買需求，是一種虛擬市場需求，虛擬市場需求不斷抬高房價，帶來行業高額利潤，推動房地產行業擴張發展，一旦貨幣流動性充裕和資本運作的條件發生變化，比如貨幣增長水平降了下來，或者政府的貨幣政策收緊，真實的市場供求矛盾就會顯現出來。

　　以上分析材料說明，中國大規模工業化、城市化進入中后期發展階段，支撐高速增長的比較優勢大幅遞減，傳統產業和房地產投資相對飽和，發展環境發生了深刻變化，支撐原有經濟持續高速增長的動力、引擎趨于弱化，經濟增長降速趨勢很難避免。

　　三、增長減速和新常態的重要原因

　　是宏觀思路主動調整國內發展環境發生了深刻變化，結構問題遇到了非常突出的矛盾，經濟就一定減速嗎？我認為也不是。國內發展環境深刻變化只是增長減速的充分條件,不是充分必要條件，這里還有一個很關鍵的因素，就是政府宏觀思路的主動調整。

　　1.調增速并不是目前政府宏觀調控的唯一選項

　　為了穩住經濟下行勢頭，政府可以繼續選擇凱恩斯工具箱的操作，例如大幅放松貨幣總量，把M2的增長提升至20%以上；房地產的信貸調控閘門全部放開，鼓勵資本炒作，放任房價高攀；財政赤字也大有提升余地，比如可以從2.3%提到3%；政府投資項目管理全面放開……，這樣做經濟下行立馬可止，增長水平會很快突破7%，上升到8%乃至更高都有可能。但是我們看到，本屆政府選擇了新的宏觀思路，調控軌跡變了。

　　本屆政府一再強調，穩住宏觀底線，不搞大規模刺激方案，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內，主線是轉變發展方式，著力點是調整經濟結構。依照我的觀察，本屆政府的宏觀思路有五個要點：（1）合理下調增長預期指標；（2）強化矯正經濟結構扭曲；（3）謹慎使用總量刺激手段；（4）社會就業作為核心指標；（5）深化改革創造新增長力。在這里，具有核心意義的是下調增長預期指標，明確提出“中高速增長”，并確定指標下限為7.5%左右，底限為7%左右。

　　為什么要下調增長預期指標？已經有很多解釋，我認為從經濟學意義上講，這是一種政府積極理性試錯，讓現實增長率更加符合潛在經濟增長率的行為。

　　2.潛在經濟增長率、7%左右和政府積極理性試錯

　　所謂潛在經濟增長率，是指一國或地區在各種資源得到充分配置下達到的最優增長率，資源包括自然、人力、技術、管理要素，以及制度安排和經濟政策，在某種意義上可以理解為“合適的經濟增長率”。關于中國的潛在增長率或合適的經濟增長率，盡管很多學者早就提出現實增長率過高，社會總需求大于社會總供給，但怎樣合理確定潛在增長率？卻是一個長期爭論而從無共識的問題。潛在經濟增長率有一個最簡單計算辦法，就是GDP長期平均水平。然而這個算法在中國經濟環境中似乎不太靠譜，例如1991-2012年的GDP年均增長為10.93%，1980-2014年的年均增長為9.79%，這兩個參照系數值都顯然偏高。

　　從現實增長率向潛在增長率靠近，實際上只能是一個試錯的過程。誰都無法知道真實的中國潛在經濟增長率到底是多少，只有通過試錯，逐步向其靠近，本屆政府的探索、嘗試很有新意。第一，選擇長期就業水平而不是長期GDP增長水平，作為衡量潛在經濟增長率的參照系指標。決策機構測算國內長期登記失業率為5%左右，以此基礎測算GDP預期增長的下限和底限，分別為7.5和7.0%左右。這種政策設計無論在學理或是實踐意義上，對進一步認識和把握潛在經濟增長率問題都很有價值。第二，更加積極、主動、果斷地理性試錯，2014年預期增長指標7.5%左右，經過一年運行，綜合評價各方面情況，2015年果斷下調為7.0%左右，這就是積極理性試錯行為。7%左右的GDP 增長，同潛在增長率的偏差值有多大？是否需要繼續試錯調整？政府并未定論，還有調整彈性，這就是進步。

　　3.經濟下行和新舊增長力“快打慢”效應

　　經濟新常態下，增長下行壓力持續加大。2015年第一季度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發電量、制造業PMI等重要宏觀指標，都在低微增長區間，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利潤為負增長。為了穩住增長，中央采取一系列再造微觀基礎和激發新市場活力的政策舉措，短期內看好像不太見效，非議之論頗多，這是為什么呢？

　　這里有一個新舊增長力“快打慢”效應在發生作用。首先是原有增長支點在強化結構調整中弱化，對整體經濟增長的影響較快，例如制造業和能源產業大量過剩產能，強化減產導致投資增長下降；又如一向蓬勃擴張的房地產業，由于行業虛張、資本過度炒作和泡沫化趨勢擴大，在貨幣總量和信貸政策趨緊下，投資增長也在放慢。另一方面，政府積極培育新的增長支點和經濟新引擎，對整體經濟增長的影響較慢，例如結構性降稅普遍降費激勵市場活力、金融政策調整向中小微企業融資傾斜、擴大重要部門的民營資本比例、政策改進加大內需消費拉動，以及加快實施三大戰略，等等。這就產生了新、舊經濟增長力的“快打慢”效應，一個快、一個慢，很難避免經濟生活中出現驟變性問題，如某一時期增長下降過快甚至失速，某些行業的運行損失較大，某些部門的轉型發展短期無解，等等，出現經濟陣痛期。穩增長和調結構如何協調面臨考驗。

　　2015年，是經濟新常態下堅持新的調控思路，力爭在穩增長和調結構兩方面協調、平衡的關鍵一年。能否穩住7%？怎樣穩住7%，難度不小。現在社會各方面對穩增長的問題特別關注，對政府能否通過適度刺激政策抑制經濟下行的預期特別關注，對政府調控機構是否還有足夠的穩增長政策儲備特別關注，但我個人認為，越是在這種情況下越要有定力，越不能眼睛只盯住穩增長，越要全面堅持新的調控思路不動搖。為了避免經濟大起大落，保持穩增長，政府當然要注意把握結構調整的力度與節奏，特別是不能無預備方案消減產能過剩，更積極地嘗試使用符合市場規律的刺激手段。然而更重要的是，無論怎樣的經濟陣痛，只要沒有發生顛覆性的事機，沒有出現嚴重沖擊7%左右的底限，就應該堅持既定調控思路，決不能稍有風吹草動，就輕易搬動強化擴張財政和貨幣刺激的杠桿，創新回到老路上去了。

　　進入2015年后，為了重振經濟增長，許多地方政府都在醞釀新一輪龐大投資計劃，僅沿海某省上報國務院的項目就有3520個，涉及投資約7萬億，其規劃的自貿區面積為上海的19倍。這種情況說明，增長方式是有慣性的，回歸增長慣性比增長減速更可怕。如果2015年的經濟增長7%，仍然主要依靠國家大項目、大投入的支撐，仍然主要依靠不斷寬松的貨幣政策扶持，仍然主要依靠房地產重新大幅擴張的力挺，那就說明，新的調控政策失效，新經濟常態失敗。在這里，市場出清是一個很好的驗證。

　　4. 2015年7%左右的增長，市場出清而不是“政府出清”

　　市場出清是一個經濟學概念，對目前國內經濟生活的意義是，周期性積壓的產能過剩和商品房庫存，通過市場買賣和競爭過程得到大量消化或基本消化，恢復市場供求的基本平衡狀態，在進入新一輪增長周期。市場出清的反面是“政府出清”，即在大量產能過剩和商品房庫存仍不能消化時，政府頂不住壓力，為了維持經濟增長水平，或者大規模直接買單，或者通過財政、貨幣杠桿刺激經濟，人為放大總需求和預支總需求。“政府出清”可以短期內解決供求矛盾，但如此一輪一輪下來，結構問題只能越積越多，結構矛盾越陷越深。

　　2015年實現7%左右的經濟增長，可能出現兩種情況。第一種是市場出清率較高的增長7%左右，主要特點是：堅持以提振微觀市場活力為主拉動增長；堅持不以政府投入特別是國家大項目、大投資為主支撐增長；堅持不大幅放松貨幣信貸政策，特別是不用大幅放松信貸來維持房地產繁榮。第二種是市場出清率較低的增長7%左右，主要特點是：提振微觀市場活力的拉動力不足，維持7%左右的增長最終依賴政府投入活動為主，貨幣政策在巨大壓力下不得不大幅度放松，通過信貸支持維持、提升房地產銷售與投資增長。

　　關于本輪“市場出清”的時間預判，可以用國內商品住宅的存銷率做一個簡單估算。據有關材料顯示，截至2014年7月底，受有關機構監測，一、二、三、四線35個城市的商品住宅累計庫存余量3.0216億平方米，同比增幅達39%，35個城市累計存銷比為22. 58個月，同比漲幅為61%。\[11\]按照這個數據，如果把存銷比61%的漲幅降下來，再消化至少50%的積存量，需要1年半左右，當然這是很粗略估算，很可能時間會更長。把這個陣痛期挺過去，經濟新常態會迎來新局面。

　　四、增長水平越走越低決不是

　　未來經濟運行必然趨勢關于經濟新常態，國內學界不少人提出，7%左右的增長水平也是比較高的，中國出現更高增長水平的條件已經消失，未來10-15年或更長一點的時間，GDP增長水平只能會越走越低，越來越向一般發達國家的增長水平靠近。我認為這個結論可能不對。

　　中國大規模工業化、城市化發展時期并未結束。如前所論，從總體看，中國工業化、城市化進入中后期發展階段，但深入觀察還會發發現，中國大規模工業化、城市化發展時期并未結束。這里的一個非常關鍵的因素，就是區域和城鄉發展的極大不平衡，在社會經濟發展中將長期發生作用。

　　我們先以國內31個省市自治區的工業產值比重為例。2013年，第二產業即工業部門的產值比重占50%以上的有15個，比例為48.4%， 比重占45%以上的有8個，占25.8%，兩者相加比例為74.2%。\[12\]即使像天津、廣東、江蘇、山東、浙江這樣的國內發達地區，工業產值比例也都高過第三產業。在全國范圍內，第二產業比例大幅下降和第三產業比例明顯占據主導地位的，只有北京、上海、西藏（應算特例）。

　　我們再看國內城市化發展狀況。2013年，全國城市化率約為54%左右，但這是一個平均值水平的總體計算。實際情況是，東部地區特別是長三角和珠三角地區，城市化率遠遠高于平均水平，中西部地區尤其是一些西部偏遠地區，城市化率則遠遠低于平均水平。不僅如此，中國30多年來城市化發展的一個突出特點，是政府通過大量征地擴展城市土地面積，但新增城市土地規模和新增市民數量在比例上極不對稱，大量失地農民并未成為城市市民，出現了土地城市化率和人口城市化率的巨大差別。根據初略概算，2013年的人口城市化率只約為40-45%左右，如果這個數據基本可信，說明我們的實際城市化率同發達國家比還較大差距。

　　以上材料足以說明，中國經濟社會發展還遠未進入“后工業化時期”，也遠未進入“后城市化時期”，更沒有進入大多數西方發達國家的“中低增長階段”。持續大規模工業化、城市化發展帶來的巨大經濟增長力，仍有在新形勢下繼續釋放的空間。僅舉以下兩例。

　　1.投資驅動的強大增長拉動力仍會繼續發揮作用

　　需求創造供給。為什么目前許多大規模投資活動，在社會融資信貸環境趨緊的情況下，仍然大范圍內積極投入運作或籌措投入運作，例如更加系統化的國內高速公路體系、進一步完善的高鐵運行體系、全國特高壓電網的建設、大城市普遍投入的地鐵工程、許多地方的智能城市建設等等，仔細觀察就會發現，這些實際上都是更高水平大規模城市化的繼續擴展與深化。

　　中國城市化快速發展30多年取得巨大成績，但也存在三個重要缺陷，一是城市建設兩極分化，新的重點城建設施華麗恢弘，堪比世界名城，同時大量老舊設施非常落后，地下設施老化，棚戶區和城中村普遍大量存在；二是大中小城市發展分化，大城市特別是特大城市優先獲得大量資源和公共產品投入，同中小城鎮的發展水平拉開越來越大的差距，后者的發展現狀，同決策部門希望構建數億農民工最終歸宿的戰略構想，極不對稱；三是城鄉差距在新形勢下出現新的擴大趨勢，農民住房條件普遍改善，但許多農村公共設施投資嚴重不足，基本沒有污水、垃圾處理設備，很多地方生活和生態環境惡化。這三個方面，都是中國城市化發展新階段必須大力改進的領域，也肯定需要持續大規模投入。

　　2.對外開放的新戰略，開創制造業大進大出新格局

　　在中央政府確定重點實施“一帶一路”、京津冀協同發展、長江經濟帶的三大戰略中，我認為最能提供巨大增長潛力的是“一帶一路”。20世紀80年代，我國工業化發展遇到全球產業結構調整的難得機遇期，利用國內大量廉價勞動力的成本優勢，大量引進貿易加工項目，大量引進發達經濟國家的傳統制造業項目，再把各種制成品大量出口海外，在國際市場上大進大出，邁出了中國工業化加入全球工業化體系的第一步，積累了大量資金，為中國經濟起飛提供了強大推動力。但是，在這個過程得到最大實惠的是東部地區，一下子成長為中國最發達地區。與此同時，中西部地區由于遠離國際貿易口岸，深受區域劣勢之苦，本地區的各種要素優勢不能直接利用，發展水平遠遠落后。“一帶一路”的戰略實施，重大意義是開創中國的“西部陸向開放體系”，讓中西部地區同國際市場直接對接，充分發揮中西部地區的巨大潛在優勢，同“東部海向開發體系”相互聯系，一東一西，一海一陸，兩翼起飛，很有可能在更高水平上開創中國經濟大進大出的新格局。

　　“一帶一路”戰略的成功實施，很有可能使中國工業化發展獲得新的爆發力。中西部地區在勞動力、自然資源和土地使用方面，還有較大回旋余地。通過陸向國際港口，既可以同歐洲大陸國家直接對接，也可以實現聯接北美大陸的更經濟、更安全貿易通道，這就很有可能把全球一些具有很高產業水平的制造業（比如高端電子信息產品、高端裝備制造業產品、高端綠色環保產品等），大規模引入到中國來。這個時候，中國工業制造業的發展就可能面臨一種新變局，即東部沿海區域的低端制造業由于人工和其他要素成本大幅提高，逐步向境外東南亞國家轉移，而中西部引入和擴展更高水平的制造業，不但在產業技術水平上遠超前者，而且很有可能在拉動經濟增長力方面，也超過前者。

　　中國大規模工業化、城市化發展時期并未結束，由此可能帶來的巨大經濟增長力，肯定不止以上兩例。在此基礎上，新成長起來的經濟增長力也不斷積極發揮作用，兩者合力，未來中國經濟的增長水平不會在7%左右的水平上越走越低，相反，超過7%左右的增長，甚至達到高于7%的增長，也并非是不可能的。未來15-20年時間，中國大規模城市化、工業化發展時期將基本結束，在這個時間里，經濟增長的曲線仍然有走高的條件和可能，是戰略機遇期的最佳黃金時間段。在這個時間過去之后，中國經濟或許就真要進入中速或中低速增長的階段了。

　　［參考文獻］

　　\[1\]美國勞工統計局網站\[EB/OL\].http://www.bls.gov.

　　\[2\]歐盟統計局網站\[EB/OL\].http://ec.europa.eu/eurostat.

　　\[3\]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網站\[EB/OL\].http://www.imf.org/external/chinese/index.htm.

　　\[4\]\[5\]\[6\]\[7\]\[8\]\[9\]\[10\]\[11\]\[12\]國家統計局.中國統計年鑒2013\[R\].北京: 中國統計出版社,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