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農村經濟不斷發展，農村集體的資金、資產、資源的規模也在不斷增加，但長期以來很多地方農村“三資”的管理不規范、不完善，漸成基層腐敗頻發區域。

　　“當官就為撈兩個”，這是湖南吉首被查村官說的話，雖然庸俗但卻是當下“村官體”的一種現象折射。村官，這是一個容易被公眾忽略的群體，最近兩年通過媒體報道、網上發帖曝光，村官問題也逐漸引起社會的重視。村官，介于群眾與公職人員之間，因拿著財政工資、手中有一定行政權力而不同于普通群眾；因非正式行政或事業編制，不是早九晚六的工作管理機制，而游蕩于政府工作人員監管之外；村官人數眾多，流動性大、權力看似很小，因此容易缺乏被監督和難以管理。但就是這樣看似不起眼的一個群體，它所帶來的作用卻不能忽視。

　　小到一個證明大到修房建房國家補貼，群眾的各項利益都得通過村官逐級上報；從低保審批到貧困戶指標，中央的惠民政策最終需要通過村官這一級來完成。因此，村官在行政事務中扮演著“中介”的角色，上傳下達的完成上級的政策落實，向上反映民眾意愿這樣的“傳話筒”職責。“傳話筒”的好壞，決定了政策是否不走樣的落實到基層，“中介”角色的優劣，決定了群眾與政府之間是否溝通順暢。因此，村官是政府在群眾中最直接的“名片”、“代言人”。

　　我們應該看到，基層黨組織這一級，存在門檻低、待遇不高、管理隨意性大、村官文化素質，黨性修養普遍不高，政策解讀容易出現偏差等因素。一些村干部個人利益高于集體利益、國家利益等私心嚴重，抱著當官就為發財的初衷，擺出“老家長”、“土皇帝”的作派，當官就為吃吃喝喝，面對群眾“吃拿卡要”；一些村官政策水平不高、封建思想頑疾嚴重，搞起了“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并為此洋洋自得，工作的標準不是為民實實在在辦了多大事，而是看工作是否能“抹平”，樂于當擺平事情的“水泥匠”而非致富的“引路人”，影響政府政策的正常落實；一些村干部吃著財政飯卻想砸財政碗，歪曲政府形象，在群眾中造成錯誤引導。

　　村官，也應該套上“權力的籠子”。管理好村官這一級，既需要從根本上優化村官隊伍整體素質，也需要從外部環境中創造條件，還需要從制度上落實管理主體。讓那些有致富能力、有做人誠信、有道德素質、有思想文化的人選拔到村官隊伍中，真正帶領一方百姓致富、發展，真正起到政府與民眾之間的橋梁作用，完成好政府賦予的職能和權力。政府監督部門應該加強對村官的量化考核，并重視對這一領域的監督和管理，落實好下級主管單位與上級監督之間的責任分工，做到人文關懷與法治管理的雙重結合，讓這一群不是官的村官們，成為基層發展、社會進步的奠基石而非絆腳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