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年來，新興市場國家與發達國家之間宏觀經濟政策的分歧越來越大。這種分歧有可能成為世界經濟可持續復蘇的一大障礙。

　　造成這種分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客觀上，發達國家和新興市場國家與國際金融危機的關系存在重大區別。總體而言，發達國家是這場危機的制造者，而新興市場國家則是危機的受害者。因此，危機對發達國家經濟增長與經濟結構的沖擊更大。這突出表現為，多數發達國家的金融泡沫都被刺破，金融資產大幅縮水，金融機構加快了“去杠桿化”的步伐。相比之下，新興市場國家的資產泡沫在經歷短暫的調整后，繼續保持發展態勢。　

　　其次，國際金融危機對新興市場國家是一個外生沖擊，但在危機的初始階段，新興市場國家卻選擇了與發達國家相似的政策：極為寬松的財政貨幣政策。一個重要的指標是信貸存量占國內生產總值之比迅速上升，其結果是，經濟率先復蘇的同時，國內通脹與資產泡沫的壓力加大。為此，它們不得不轉而采取緊縮性經濟政策。當發達國家主權債務危機開始危及世界經濟復蘇進程時，新興市場國家卻面臨兩難困境：外冷內熱，既不能繼續緊縮，也不能再度寬松。與此同時，發達國家則一直維持寬松的財政貨幣政策：美國實施了三輪量化寬松，日本與歐盟也在效仿美國的做法。

　　第三，盡管發達國家受國際金融危機的沖擊巨大，但它們仍是世界經濟，包括全球經濟治理的主導者。在危機爆發以來的5年間，發達國家沒有因新興市場國家率先復蘇而調整其宏觀經濟政策導向；相反，卻僅著眼于本國經濟走勢，并且還以協調全球經濟政策的名義，要求新興市場國家與之保持同步。在前不久結束的二十國集團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上，發達國家要求中國提高經濟增長速度就是典型的例子。

　　目前，美國經濟復蘇態勢尚不穩定，日本推出的 “安倍經濟學”成效有待觀察，歐元區經濟至今也未走出衰退泥潭。短期內，發達國家不會放棄經濟刺激政策，美聯儲在退出量化寬松政策方面表現出的搖擺立場就是證明。鑒于主要新興市場國家增速集體放慢，并且這種放慢很可能是結構性的，它們所需要的顯然是更多的結構調整——這就注定了未來雙方在宏觀經濟政策協調上的難度將進一步加大，進而對世界經濟復蘇帶來新的不確定性。

　　經過5年的調整，以美國為主的發達國家在擠壓泡沫、“去杠桿化”、降低產能過剩、培育新產業等方面已經取得明顯進展；而新興市場國家增速放慢態勢已經確立，國內資產價格上升空間趨于消失，結構調整短期內難以取得成效。一旦發達國家可持續的經濟復蘇勢頭確立，其必然選擇退出量化寬松。一個隨之而來的問題是，“退出”政策會不會觸發國際資本從新興市場國家回流至發達國家，導致新興市場國家泡沫破裂？這不僅是未來全球經濟政策協調的一大難題，更是新興市場國家需要妥善應對的一大風險。

（責任編輯：周姍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