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觀點：汪壽陽、鮑勤、魏云捷認為，在浮動匯率制度下，人民幣匯率本身就存在著上漲和下跌的各種可能。一國經濟之本是決定其所使用貨幣價值的基礎，從這個角度來看，在外匯市場上暫退一步，可以為國內經濟和政策爭取更大的空間，從而更好地夯實經濟之本，這未嘗不是一件好事，“保7”之聲可從此歇矣，如何更好地與“7”同舞，才是更需要智慧的調控藝術。

　　2019年8月5日，離岸與在岸人民幣對美元匯率雙“破7”，在岸美元兌人民幣即期匯率收盤于7.0352。自中美貿易摩擦不確定性增加、美國對我國加征關稅以來，特別是5月6日特朗普宣布將對中國2000億美元商品加征25%關稅后，人民幣匯率經歷了一輪較快的貶值，此后一直徘徊在6.9附近。8月5日人民幣匯率雙“破7”，是當前人民幣匯率短期波動趨勢的延續，其直接的導火索主要來自外部：其一，北京時間8月2日凌晨，美國總統特朗普無視中美經貿談判仍在進行的大背景，突然宣布將從9月1日開始對中國剩余3000億美元商品加征10%的關稅，這對全球產生重要沖擊，例如摩根士丹利認為其將導致全球經濟衰退，正是這一事件直接影響了外匯市場的預期和對人民幣的估值；其二，北京時間8月1日凌晨，美聯儲做出降息決策，下調聯邦基金目標利率25個基點至2%-2.25%，進一步增加了人民幣匯率的不確定性。此外，從人民幣匯率指數來看，人民幣對一籃子貨幣并未貶值，反而有小幅升值，CFETS人民幣匯率指數從年初的93.03升至8月2日的93.56。由此可見，人民幣對美元匯率雙“破7”是匯率市場對當前各種政策的正常反映。

　　人民幣匯率“破7”主要受到三大因素的影響：第一，中美貿易戰持續加碼；第二，美聯儲提前結束縮表，加之美元近期持續走強，助推人民幣兌美元貶值；第三，維護我國貨幣政策的獨立性，為我國獨立的貨幣政策贏得了空間。較長一段時期以來，人民幣匯率“破7”與否似乎直接關系到人們對中國經濟的預期與信心，但在新的國際經濟形勢下，有必要加強對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的重新認知。當前，我國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隨著我國逐步放開人民幣匯率浮動區間，人民幣匯率波動成為常態。匯率是兩國貨幣之間的相對價格，在浮動匯率制度下，這一相對價格必然直接受到兩國各種貨幣、財政等經濟政策的沖擊和影響。當前人民幣對美元“破7”正是美國貨幣政策和外貿政策雙重刺激的結果，這恰恰說明了人民幣匯率浮動機制的有效性。浮動匯率制度通過調節本幣與外幣之間的相對幣值，為我國獨立的貨幣政策贏得了空間，而這恰恰是當前我國經濟發展所需要的。若一味固守“7”這一僵硬的數值，表面上看似乎維持了市場信心，但卻會將風險轉嫁到國內，起初可能僅是失去貨幣政策的主動權，其后可能導致必須放棄“守7”這一目標。有彈性的匯率如同一道防波堤，能夠有效緩解外部經濟對國內的沖擊。

　　人民幣匯率“破7”之后將如何變動？這一問題的回答需要區分短期與長期：在短期，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仍存在一定的貶值壓力；在長期，人民幣匯率取決于經濟基本面因素。經濟系統處于時刻變動之中，短期的貶值趨勢持續的時期充滿著不確定性：既有可能當前“破7”是市場對政策的過度反應，此后不久出現“回調”；也有可能市場情緒繼續發酵導致出現繼續貶值甚至“超調”。但是，中長期來看，我國經濟基本面發展良好，國際收支穩定，宏觀經濟杠桿率穩定，財政狀況穩健，貨幣政策穩健，這些都是人民幣信用的良好支撐，支持著穩健的人民幣幣值。因此，也無須杞人憂天，擔心人民幣匯率出現大幅快速貶值，乃至導致資本大量外流，影響我國資本市場和實體經濟。

　　“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在浮動匯率制度下，人民幣匯率本身就存在著上漲和下跌的各種可能。借用古老的中國智慧來看，漲與跌本身并無好壞，關鍵是如何辨別勢，如何把握機。對企業而言，若其業務中匯率風險暴露過高，可通過購買匯率相關衍生產品實現套保，鎖定匯率風險。對于普通百姓而言，若無短期用匯需求，亦可不必絞盡腦汁換匯以求保值升值——需要記住在浮動匯率制度下，上漲和下跌都有可能發生。“君子務本”，一國經濟之本是決定其所使用貨幣價值的基礎，從這個角度來看，在外匯市場上暫退一步，可以為國內經濟和政策爭取更大的空間，從而更好地夯實經濟之本，這未嘗不是一件好事，“保7”之聲可從此歇矣，如何更好地與“7”同舞，才是更需要智慧的調控藝術。（作者：中國科學院預測科學研究中心汪壽陽、鮑勤、魏云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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